烽火記憶與和解之路  ——戰後中港台與日本關係的重建(林泉忠)

  二戰結束迄今七十年。七十多年前是日本帝國橫掃亞洲的年代,兩岸三地都不約而同被捲入其中,然而各自所經歷的「日本時代」不盡相同,而這些雷同或相異的經驗也自然對戰後的「歷史重構」產生影響。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儘管一九三九年後中國分裂成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淪陷區」與「大後方」的處境並不相同,不過戰後相繼在大陸主政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都以「八年抗戰」來論述此一時期,因而「抗戰」成為該段歷史的關鍵詞。

  然而,對台灣而言,「抗戰」並非當時社會的集體記憶,其時的台灣是總督府統治下的日本殖民地。在中日戰爭爆發的一九三七年,台灣人已經歷了超過四十年的「日本時代」。更有甚者,為了支援日本在海外的戰事,台灣社會被「總動員」,「皇民化運動」隨之展開,台灣人的「日本臣民」意識在此期間迅速凝聚。其間,台灣不僅作為支援前方的後方,部分男丁包括原住民更以「日本兵」的身份被徵往中國大陸與南洋作戰。至此,兩岸人民之間詭異的「敵對身份」在戰爭的脈絡下獲得了強化。

  一個是遭日本侵略的主權國,一個是日本統治的殖民地,而香港,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成為日本佔領下的英屬淪陷區。儘管沒有長達八年的戰爭記憶,然而苦澀的「三年零八個月」卻也成為戰後香港社會敍述日本佔領時期的關鍵詞。

  「抗戰」、「佔領」、「統治」,一九四五年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之間迥異的「日本經驗」,分別提供了三個社會在戰後對那段歷史建構相異「集體記憶」的可能性。不過,兩岸三地社會的歷史經驗,並非其後圍繞在戰前「日本記憶」的唯一依據。戰後三個社會被重置於不同的「國家」框架與行政體系,也使三地在戰後與日本的和解之路、「歷史認識」的形成與「日本觀」的重塑走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台灣:「日治」與戰後和解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進入內戰狀態,時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幟,中國分裂,從此走向兩岸分治的局面。此一震盪,也直接影響到戰後中國與日本關係的重建。基於東亞冷戰格局急速成形,南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的壓力與自我生存的考量下,迅速與日本展開媾和談判,雙方並於一九五二年在台北賓館簽署了《中日和約》,從此兩國走向和解之路。

  恢復邦交的中國(中華民國)和日本其後分別與美國建立防衛協議,形成冷戰時期東亞鐵三角的同盟關係——尤其日韓關係的正常化遲至一九六五年才實現——加上中華民國繼續在聯合國保有席次,且為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因此七十年代以前台灣在東亞秩序的重建擔當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台日關係異常密切,吉田茂、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日本領袖均曾先後訪台。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政府推行的日本文化抑制政策,對戰後台灣社會「日本觀」的重新形塑影響深遠。前者奠定了台灣「本省」社會對「日本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相比較的基礎,後者則成為後來反國民黨體制壓抑本土文化的隱形力量來源之一。

  伴隨着戰後初期開始引進的「國語運動」,從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化」到六十年代與中共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短短二十年的光景,「反共」的「新中國人」在台灣製造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新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乃伴隨着對日本文化的限制乃至禁止為前提的。與此同時,國民黨威權體制長期對本省文化的輕視,以及在中央權力架構裏對本省族群的歧視過程裏,使當時許多所謂的「本省人」的內心,隱隱懷着對日本文化的鄉愁,也使台灣社會在一九九四年修改《廣電法》,撤銷對日本文化禁令後,轉而一躍成為亞洲「哈日」現象的大本營。

  儘管一九七二年東京與北京建交並與台北斷交,不過台日關係在民間層面的交流並沒有受到影響。近年歷次民調都顯示日本是台灣人最喜歡的國家,台灣因此成為如假包換、世界上「最親日」的社會。換言之,戰前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與其前宗主國在戰後東亞冷戰、兩岸分治及台灣民主化多重內外情勢交錯跌宕的過程中,意外地造就了東亞罕見的「和解典範」。

大陸:「抗戰」與跌宕的對日關係

  中國大陸則在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基於意識形態及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一方面在輿論上繼續對追隨美國,並與台北建交的「日本帝國」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也在摸索將日本與美國區隔的可能性。到了六十年代初中蘇的齟齬表面化後,北京尋求拉攏日本的戰略日趨明顯。儘管民間貿易已局部啓動,北京與東京的正式建交,則一直要等到進入七十年代中美融冰才獲得成功。隨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赴東京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才全面解凍。

  八十年代是中日關係的黃金時期。在周恩來「日本人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新論述的影響下,「歷史問題」一時間烟消雲散,整個中國大陸沉浸在一片「中日友好」的氛圍中,與此同時日本也掀起「熊貓熱潮」。在此新時代裏,日本文化也獲得解禁,率先進入中國社會的日本電影《追捕》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美好記憶。

  不過,自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中日關係開始出現倒退趨勢。中共基於對內凝聚力的需要,開始強化「愛國主義教育」,而「愛國主義」的高漲離不開「假想敵」的存在。因此,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又透過教育與媒體的渲染大量回到中國人的視野,加上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等右翼思潮的興起,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重燃,並在二〇〇五年小泉純一郎首相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觸動下達到高潮。

  此後,尤其是在二〇一〇年中日「釣魚台撞船事件」後,兩國之間在「歷史問題」未解的同時,又爆發領土紛爭,並在二〇一二年「中日釣魚台大衝突」後極度惡化,兩國關係跌至谷底。目前儘管中日關係有和緩迹象,卻也非常脆弱,兩國之間的「和解」遙遙無期,此與台日之間形成強烈對比。

香港:「佔領」與戰後「哈日」先驅

  二戰結束後,日本也結束了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與此同時英國重返香港。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歸還中國為止,儘管香港仍多少受到中國政局的影響,卻搖身一變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及台灣視野下的「自由地區」。

  在美國的主導下,英國參與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於一九五二年生效,此後香港走在兩岸之前,隨即全面恢復與日本的民間交流。值得着墨的是,除了經貿往來,由於香港沒有像中國大陸與台灣一樣實施對日本文化產品的進口限制,隨着港日兩地交流的重新啓動,日本文化迅速地回返了香港社會。此一變化,對戰後香港人「新日本觀」的形成影響甚大。

  其實,香港早在戰爭結束不久的四十年代末,就已開始恢復與日本的文化交流。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十年間,在香港上映的電影已達一百九十六部。踏入五十年代後,香港的製片業者已恢復到日本取景,《富士山之戀》(一九五四)、《蝴蝶夫人》(一九五五)等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即為例證。此外,早在戰前就在大陸、香港、台灣等地享有盛名的日本影星李香蘭(山口淑子),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前來香港拍戲。

  五六十年代香港與日本在音樂方面的交流相對較少,不過到了七十年代,日本音樂正式進軍香港市場。澤田研二、山口百惠、櫻淳子、鄉廣美、野口五郎、西城秀樹、五輪真弓等名字,在當時的香港幾乎家喻戶曉。此外,香港也是戰後率先播放日本電視節目的地區。換言之,如果追溯戰後以接受乃至崇拜日本流行文化為基調的「哈日」現象在東亞地區興起的歷史,不難發現,其發源地「意外地」並非日本的前殖民地台灣,而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香港。

「日本」在中港台關係上的角色

  兩岸三地在七十年前的二戰期間,所經歷的「日本經驗」並不一致,暗示了戰後中、港、台這三個華人社會走向相異「日本觀」的潛在可能。不過,筆者以為更重要的是,戰後數十年三地迥異的政治體系與對日政策包括文化政策,使三地各自與日本走向不同的「和解」之路。

  值得一書的是,不盡相同的「日本觀」微妙地影響到兩岸三地之間的關係。在台灣成為最「親日」社會的九十年代,正是中國大陸從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逐漸走向「反日大本營」的方向。兩岸社會截然不同的「日本觀」,即使在今日,仍然成為除了「統一」之外,最沒有交集的思想分歧點。

  此外,作為戰後「哈日」鼻祖的香港,今日仍是繼台灣之外最「親日」的華人社會。而因「普選」問題使「中港矛盾」極度惡劣的今天,「日本」會否造成香港年輕一代與大陸進一步隔閡,值得進一步觀察。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