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歐洲社會福利改革的實驗(黃鳳祝)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組閣危機之後,二○一八年六月,意大利組建了歐洲的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新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上台伊始,即宣布在任內大幅度提高政府支出,降低稅收,適時引入「無條件基本收入」。
所謂無條件基本收入,就是不論貧富,國家定期為每位公民提供同等數額的基本生活費,由政府財政負擔全部費用,同時取消原有的社會福利。歐債危機以來,歐洲原有的福利國家制度受到衝擊:一方面,緊縮政策導致歐洲各國的社會福利不斷縮水;另一方面,有條件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受助者陷入「高福利的貧困陷阱」,限制了生活的想像力。「無條件基本收入」為歐洲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實驗
在意大利新政府提出這一構想之前,歐洲已有多地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二○一三年,「無條件基本收入」運動在瑞士率先興起,發起者認為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是一種人權,可以使全體國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關於基本收入的具體金額,運動的倡議者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模式:十六至六十五歲的成年人每人每月領取二千五百瑞士法郎,兒童和退休者減半,同時取消現有的養老金、失業金以及其他社會福利補貼。二○一六年夏天,瑞士舉行全民公投,就是否把「無條件基本收入」寫入憲法進行表決,四分之三的瑞士公民投了反對票。
二○一五年,自由派和保守派組成的芬蘭政府為了解決不斷加劇的失業問題,決定在芬蘭進行一次「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實驗。政府選擇二千名失業者作為實驗對象,以兩年為期,每月無條件發放八百歐元的固定收入,同時取消失業金、住房補貼及其他社會救濟。實驗旨在了解失業者在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後能否積極投身職場。除了芬蘭之外,荷蘭的烏得勒支、馬斯特里赫特、格羅尼根、西班牙的巴塞隆拿以及德國的柏林等城市都在進行類似的實驗。無論貧富與需求差異,每位公民按時獲得同等的基本收入,而無需接受政府監管機構對私人事務的審查。這一看似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理念並非歐洲左翼思潮的產物,而是自由主義思潮的衍生品。
自由主義者認為,無條件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有助於實現個人的財務自由和真正的個人自由,進而激發個體的創造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反對者則擔心這一機制使人變成懶漢: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的國民將會放棄工作,不再從事社會生產,進而導致經濟衰退。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理念受到新自由主義者和經濟界的推崇,主因如下:首先,由公共財政為公民提供基本收入,雇主無需再為雇員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費用,工資成本由此降低;其次,「無條件基本收入」簡化了社會福利發放的方式,有助於政府降低官僚體系的運作成本;第三,「無條件基本收入」抵消了現有的社會福利補貼,規避了自上而下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第四,在公民基本生活獲得保障的前提下,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有望更加寬鬆。芬蘭政府進行「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的目的,就是鼓勵失業者接受低薪工作,削減政府社會福利部門的管理崗位,平衡政府的財政支出。
歐洲工會等左翼力量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主要反對者。德國左翼黨明確表示,即使要引入這一機制,也應保留現有的社會福利補貼,同時實行嚴格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基於高昂的公共財政成本,這一方案目前並不具有現實意義。

基本收入不等於基本需要
「無條件基本收入」所遵循的經濟原則,不同於資本主義雇傭關係的工資原則,無關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有悖於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馬克思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個體的能力、生理狀態及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需要和權利也有所不同。在他看來,社會的權利是不應該平等的。所謂各取所需,是指個體根據需要提取社會資源,而非根據意願任意索取。當各取所需成為可能,勞動就不再是一種謀生之道,而是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這種條件下,人可以獲得全面的發展,生產力也因此提高,社會財富也會不斷增長。
與按需分配不同,「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實踐,沒有顧及個體間的外在環境、生活狀況、生理需要以及精神需要的差異。也正因為如此,無條件基本收入更具有可行性。
瑞士全民公投否決了「無條件基本收入」,芬蘭的實驗也將於今年年底結束。身陷債務危機的意大利新政府,能否兌現「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政策諾言,還是一個未知數。雖然「無條件基本收入」在實踐中步履維艱,但是作為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一種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前瞻性。
隨工業生產的數字化和自動化,未來越來越多的人工生產將被機器人取代,由此導致大規模失業。在「工業4.0」時代,現有的福利國家制度極有可能不堪重負。為了維繫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對社會福利措施進行改革。希臘前財政部長、經濟學教授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指出,瑞士公投是針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在未來社會中,機器人代替雇員生產,創造社會財富。機器人除了自身成本、能量消耗和維修費用外,不會進行其他消費。「無條件基本收入」為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提供了一種思路,使公民在數字化時代享有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同時確保個體參與公眾生活。

(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