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與濫權:二○一六法治「新常態」 (李安然)

「超然」的梁振英將不會連任,這可不代表他在任時香港法治的崩壞可隨之而自動康復。人大常委第五次釋法,固然是在香港法治的傷口再深深挖一刀;但在二○一六這一年,法治傷口並不是只由釋法這一刀造成的。不幸地,特權與濫權,已漸成新常態。
何謂法治,由梁振英自行演繹的「依法守法」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闡述的「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大相逕庭。即使是以律政司的標準來解釋,「法治」也絕非單由「依法守法」可以囊括﹕「『法治』是指一些基本法律原則,規限行使權力的方式……其主要涵義是政府的權力均來自法律……其中一個合法性原則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另一個涵義可見於限制酌情決定權。為此,法庭制定指引,以確保法定權力的行使不會違背立法機關的原意。這些指引關乎行政權力的本質和行使程序……」(節錄)
從以上律政司對法治的解釋,可見三個重點﹕一、法治最重要的原則是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而非針對一般市民;二、政府運用權力時,應確保人人平等,避免特權;三、行政機關作決定時,要符合立法機關的原意。
以下是一系列特權與濫權的部分事例,說明即使以律政司的標準,香港法治的崩壞也正急速呈現包致金法官所講的「前所未有兇猛的風暴」的程度。

「某些人更平等」變得普遍
特權事例,尤以「橫洲發展公屋」事件的規模最廣、性質最為嚴重。發展公屋,是為公眾解決住屋需要。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已在短短四年由二○一二年的二點七年,飆升至二○一六年的四點五年。政府在「橫洲發展」規劃過程中,以「摸底」形式單獨閉門諮詢包括曾樹和等個別地區人士,然後直接決定發展計劃,由原定興建一萬七千個單位縮減至四千個,公眾全無參與諮詢的機會,是置該些地區人士利益於公眾利益之先,此乃特權一。原有於二○一三年所訂的「橫洲發展」規劃牽涉一幅三十四公頃土地,當中十七公頃是被曾樹和持有及經營的停車場佔用作牟利用途,而在該停車場當中,又有八點五公頃為官地,被佔逾二十年。政府不去收回該片土地,反而寧可破壞環境,改以附近另一幅綠化帶土地作四千個公屋單位發展之用,此乃特權二。地政總署在官地被佔一事被揭發後,不但有法不執,收回官地,反而以「避免土地閒置及防被免費佔用」為由,批出租約使該些地段可繼續方便停車場的運作,變相鼓勵非法佔用官地,正恰好是申訴專員公署在九月於主動調查後所作的批評,此乃特權三。
「橫洲發展」涉及政府在照顧公眾需要與私人利益有所衝突時的選擇性傾斜,以下則是方便之門只為權貴打開的事例。
一、石澳大潭灣近岸的獨立屋,三十多年來非法佔用官地,不斷擴張、擴建,破壞原始海岸線。有地政署官員匿名承認,署方一直知道增建及改建的狀況,但因牽涉前高官及富商,長期無主動執法。涉事的勞工處前助理處長麥世耀,甚至直認多年來從未繳交差餉及租金。
二、大陸婦黃玉鳳在港鐵沙田站大堂襲擊一對母女,提堂後獲警方安排政府車接走。對比轟動全城的「七警案」,涉案七警在提堂後也只是乘坐私家車離開,連警察同袍被告也不獲公共資源接走,同樣在法院審訊時有示威者抗議的黃玉鳳,警方何需優待?
三、梁振英女兒梁頌昕的行李出境時無需「同行同檢」,違反機場行之已久的保安指引。國泰職員在接到梁振英電話後,安排同事親自從特首夫人唐青儀手中接過行李,由禁區外直送予禁區內的梁頌昕。「行李風波」被揭後,《人民日報》也不禁以署名文章指,「特事特辦」還是少些好 。
四、譚耀宗獲伊利沙伯醫院安排「打尖」進行非緊急手術,他和妻子在手術期間更獲安排使用員工休息室。事件被揭後,譚及伊院致歉。
以上特權事例的性質,是讓某些人額外享有一般其他人沒有的權利。以下的濫權事例,則是把公眾或某些人應有的權利,選擇性地剝奪。

政府濫權日益嚴重
從以上各項特權事件可見,全賴傳媒鍥而不捨地追查、揭發、跟進,迫使相關人士回應或致歉,才使特權還不至肆無忌憚。因此,新聞自由在今天香港尤其重要可貴。
不過,政府卻帶頭打擊新聞自由。記協就政府新聞處曾拒絕多間網媒進入採訪現場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公署裁定投訴成立,並進一步指,政府早在二○一三年已在立法會作出承諾,保證其新聞政策會與傳媒行業的發展步伐配合,但政府一直毫無進展。投訴成立,政府並無因此改過,反在特首選委點票期間,繼續禁止網媒在傳媒區採訪。針對網媒,不單對其不公,也是間接剝奪公眾知情權。
政府行政不受監察,決不可能是立法原意。梁振英在任四年半期間,政府檔案處銷毀超過十二億三千萬張文件,遠超前兩任特首一倍數量。歷史真相,全靠檔案作證。「橫洲發展公屋」事件,張炳良謊稱「摸底」詳情並無紀錄,就全靠政府文件揭穿其謊言,並證實是梁振英親自擔任橫洲項目小組主席 。
警察執法雙重標準,針對市民「嚴厲果斷執法」,面對同袍則「視暴行而不見」。環保團體「結束一桶專棄」的回收倉被警方誤當成武器庫,聲稱「不排除與初一暴亂有關」,年初四高調「拉人」,半年後因證據不足,低調「放人」銷案。朱經緯「棍打」途人,監警會通過指控屬實,警方要等案發後超過四百五十天方展開刑事調查,案發至今已超兩年,起訴仍遙遙無期。

其他重大破壞法治事件
篇幅所限,罄竹難書,無奈點列,恕難盡錄。
一、立法會選舉,中聯辦「勸說」周永勤退選,因會影響何君堯選情,周永勤於選前十一天稱為免身邊人惹麻煩退選,選後周指曾受「北京來的人」警告。
二、選管會在提名程序新增確認書,並以梁天琦、陳浩天等人的政治立場剝奪其參選資格。九龍東參選人陳澤滔,因宣傳單張有「港獨」字眼被房署拒批派遞到公屋信箱。因提及「民主自決」等字眼,羅冠聰、朱凱迪選舉郵件未獲批。新界東補選,選舉處指「自治」違憲拒寄梁天琦單張。
三、負責調查梁振英UGL事件的廉署執行處署任首長李寶蘭,突被撤銷署任。處方解釋是因為其表現不達要求,廉署上下震怒,士氣大落,一周後的廉署周年晚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稱會缺席,最終被迫改期。
四、「銅鑼灣書店」事件,店長林榮基稱,自己在大陸被非法禁錮,而書店負責人李波亦親口向他承認自己是在香港境內被人帶返大陸。

「千祈唔好慣」
回顧二○一六年,衝擊法治事件的頻密、嚴重,觸目驚心。不過,香港的法治如果還剩餘任何生命力,全因有心人的努力不懈,令天網不漏。曾蔭權被加控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許仕仁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上訴失敗,都是例子。展望二○一七,梁振英卸任後,UGL事件的刑事調查會否開展,令人引頸以待。法治當然不是必須把涉嫌犯法的官員都定罪送進監獄,而是當有充足證據指向罪行,不論涉嫌者是何人,必須面對程序公正的審訊,若證實高官犯法,就必須與市民同罪,這才能彰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永恆的警惕既是自由的代價,也是法治的代價。法治也不是只有法官或律師才可以守護,就以譚耀宗「打尖」一事為例,全靠熱心市民揭發,傳媒跟進,伊院才會道歉徹查,才有機會避免同類事件發生。要守護法治,我們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警惕,對特權、濫權持續鏗鏘有力地說「不」,不可有半分鬆懈,緊記二○一六年給予的教訓,免得重蹈覆轍。
(作者為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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