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五四:「文化」還是「武化」(袁一丹)

五四一發生就進入各色傳單、報紙、雜誌中,支持者與反對者經歷的種種突發事件,在這些印刷品層累性的記憶裏,匯聚成一個持續且完整的運動的形象。「五四運動」被數以百萬計印刷出來的語詞塑造成一個紙上的概念,並在需要的時候,上升為一種行動乃至思想的模式。五四為什麼會發生,它的精神是什麼,從中可以得出怎樣的經驗與教訓,這些都變成敵友之間以及同盟內部爭執不休的話題。五四的權威正是在反覆辯難中確立起來的。

五四的合法性
實際上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學生的示威行動,不僅對徐世昌執政的北洋政府來說,是「軼出規範以外」、「殊堪驚駭」的事件,就連陳獨秀這樣激進的新派人物,也未能立刻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偉大」意義及其背後蘊藏的社會能量。陳獨秀儘管被追封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但至少在運動發生的一刻,他並沒辨認出五四與之前革命、乃至尋常風潮迥異的面目,對此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學生鬧事」!陳獨秀給遠在上海、迎接杜威的胡適通風報信時,描述了當日混亂的情狀,接着說「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學生做的,還沒有證明),難免犯法」。
梁漱溟對學生運動的表態,正面指出五四的不合法性。梁氏認為幾千年的專制養成了國人要麼「揚臉橫行」、要麼「低頭順受」的習慣,得勢時明明犯禁卻倚仗民意,不願接受法度的裁判,他主張學生集體自首,遵判服罪。梁漱溟這種論調即便中理,在當時狂熱的空氣中,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國民公報》主筆藍公武,充當學生一方的辯護士,開列了若干學生無罪的理由:首先,法不治眾,五四事件是共同意志的作用;其次,示威遊行乃是文明國家常見的政治風景;第三,公眾裁制個人在近世法律上亦屬正當行為;最後從道德方面看,懲處賣國賊不是惡行而是美德。
刊於《晨報》的〈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一文援引易卜生《娜拉》中的一番對話,透露出論辯雙方的心態:

律師:法律不管人居心何如。
娜拉:如此說來,這樣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管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

對於試圖以法律來解決五四問題的人,最乾脆的回答是:「我不相信!」還可以模仿娜拉的口吻反問一句:「難道法律不許國民用強力免除政府的煩惱,挽救國家的命運嗎?」如果法律不承認這件事或沒有這樣的法律,我們不如拋棄這「不中用」的笨東西。
五四的合法性—儘管並不建立在法理的基礎上—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即使再新派的輿論也不可能明目張膽地表彰打人放火的「武化」運動,而只能「曲解」這一運動的意義,或將突然崛起的學生群體導入平和的方向。《晨報》可以算是輿論界與五四淵源最深的,雖然帶有研究系的黨派背景,還一度被譽為學生的機關報。本來對學運的發生,《晨報》就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五四之後它自然站在學生那邊說話。至於為五四舉辦一年一度規模不小的生日會,這在京滬兩地趨新的大報中確實是獨此一家。《晨報》發起的「五四紀念」,不是單純的黨派行為,而有社會儀式的意味,其著者群可以大致歸為三類:一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青年學生,像羅家倫這樣的中堅分子;二是社會名流,以北大教授為主,有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李大釗等;三是《晨報》所屬的研究系的頭面人物,梁啟超及圍繞在他周圍的報館主筆。紀念者的身份無疑會影響其對五四性質的界定。

五四是打人的日子?
學生界的主要焦慮是:五四究竟是文化運動,還是「武化」運動?燕大的學生領袖瞿世英在〈五四與學生〉一文中緊扣着五四運動與文化運動的關係做文章,稱五四「是奉着新文化運動的使命而來的」,其功績「不獨在拒簽德約,不獨是罷免國賊,不獨是街上添了幾次學生的遊行,也不獨是多發了幾次傳單」,而「是給中土一個有力的新文化運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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