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余英時: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劉再復)

我清清楚楚記得,二○二○年是三位同齡人九十誕辰的大好年月。余英時、李澤厚、許倬雲,三人都是我的學術偶像,當代中國的文化聖賢。余英時先生誕生於一月,屬兄長。前三年,余先生被大陸列入「黑名單」,在香港聽到這個消息,我立即打電話給余先生。他笑着說,一入「黑」,我的文集漲價了好幾倍。我則表示,您永遠是我們心中紅星辰般的紅名單,誰也抹黑不了。權勢者抹黑不了,知識人也抹黑不了。李澤厚先生知道我在寫作慶賀余先生九十壽辰的文章,特囑我代為祝願。他因年邁且早已封筆,就不另著文章了。

大學問家與大慈悲家
余先生當然是大學問家。二○○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把「克魯格」獎(二○○三年設立,每屆頒發給世界範圍內最傑出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一人或二人)第三屆的獎項授予余英時先生與美國史學家佛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九十一歲)。此獎仿照諾貝爾獎(獎金也是一百萬美元)。余先生榮獲「克魯格」獎之後七、八年即二○一四年,他又榮獲「唐獎」—台灣首次頒發的世界性大獎,可見他是眾望所歸,有口皆碑。
中國與印度的「重神話」不同,它「重歷史」即「重經驗」。歷史的經驗固然值得注意,但個人的經驗更可靠,更值得記取。我正是從個人的體驗中明白:余英時先生不僅學問好,而且做人做得好,即不僅學問偉大,而且心靈也偉大。屬於品學兼優的文化巨人。我知道他對國內政治不能認同,對其黑暗常作批評,但他所作的一切,只是「明道」,即只是表明自己的價值觀,也可以說,只是對中國人的苦難表示一種悲憫。這是一種大悲憫,既悲憫台灣,也悲憫大陸;既悲憫民主政治蛻化為選票政治和黨派政治,也悲憫專制政治製造了無數奴隸、奴才與兩面派。
多數朋友只知道,余先生是大學問家,不知道他又是一個大慈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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