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回看劉以鬯──文學中的電影故事 (黃勁輝)

劉以鬯先生逝世,宣示香港文學巨星殞落,張愛玲、徐訏、葉靈鳳等一脈的海派南來文人之曲,將近終結了(一九三三年出生的馬朗,幾乎是現時碩果僅存的南來作家之一,據聞身不在香港)。回首劉以鬯百年人生,很多人只注意到他的代表作《酒徒》是學術界推崇的華文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又或是他扶持香港戰後第一代至今,幾代文學家的貢獻。但是較少人注意的是,劉以鬯其實是一位超然於政治的藝術家。據廣州學者許翼心教授透露,曾有人提議邀請劉以鬯做政協,卻遭他一口拒絕。後來劉以鬯願意接受《香港文學》擔任總編輯,只因為他希望以香港為橋梁,連繫世界華文。他是忠於藝術的理想主義者,一個人獨力的抗爭。可以說,上海摩登發展成香港摩登的過程,劉以鬯擔當最重要的角色。論他在香港現代主義的貢獻,其實並不限於文學,劉以鬯與電影亦有很多千絲萬縷的故事。
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誕生,集中在充滿西方文化符號的上海城市實非偶然。西方的現代文化對十九世紀初上海帶來了重大變化,黃埔灘頭出現向高空發展的現代建築改變了城市景觀。月份牌、西式服飾與時裝、圖文並茂的雜誌《良友》等在視覺上帶來新的刺激。當時西方新興的電影大量傳入中國,曾有人統計過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三六年間,市場上主要的電影來自美國荷李活,不少於一百二十七部,其次為蘇聯、日本(資料來自黃愛玲:〈試論三十年代中國電影單鏡頭的性質〉)。咖啡廳、逸園跑狗場、賽馬場等娛樂場所的大量出現,構成了全新的城市圖像。城市圖像,包含了視覺為主的各種城市空間經驗與符號文化,此外,當時便利的交通樞紐、西方音樂、歌舞廳文化又賦予文學在時間與聲音(包括城市聲音、西方音樂與節奏等)的各種動態描述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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