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我們處於什麼樣的困境中?──五四運動百周年感言(李春陽)

整個二十世紀的百年,由於一九四九年政權的更迭,彷彿一分為二,前五十年與後五十年似乎截然兩樣,教科書所謂「新舊社會兩重天」,但是歷史表象背後的內在脈絡沿襲卻昭昭可察。比如五四運動由北京的大學生發起,是自發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政治訴求的集體表達,一二九學生運動雖有所不同,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變成真正的驅動力,但運動學生達成政治目的卻的確是在五四遺產基礎上的發揚。文革肇始,依然學生率先造反,但這回卻是奉旨造反,且主力從大學生變為中學生,大串聯大集會大批鬥大檢閱,轟轟烈烈,這些無知少年後名之曰知識青年,令其大規模上山下鄉。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學生們最後一次自發上街,迅速得到全社會的回應,似乎立刻要開創全新的時代,實際則不是那麼回事。

人為製造文白對立只有一個後果
白話文運動志在改造書面語,廢除文言,提倡以白話寫詩作文,肇始於一九一五年,胡適首先在留美學生間討論,後移師國內,〈文學改良芻議〉刊載於《新青年》,胡適提出八不主義,陳獨秀以「文學革命論」、「三大推倒」回應之。其實白話文在漢語歷史上至少已存在了五百年以上,如果把唐朝的變文和俗講、宋代的語錄算進來,已有千載了。晚清已有過一回白話文運動,裘廷梁等人力主辦白話報紙,但風靡一時影響巨大者,卻是梁啟超半文半白的「新民體」,直至一九四九年,政府公文報章社論等實用性文章仍使用文言:等因奉此、接洽為盼這類的話,若改為口語則不像回事。文言不是科舉,說廢就廢,它作為語言資源和庫存,舊時代的讀書人浸淫已久,新文學運動早期的大師,皆文白兼能通曉外文。魯迅的白話小說,周作人的小品文,雖然一向被視作白話文運動的實績,卻不能不歸功於他們在舊學上的深厚修養。張恨水的白話文直承明清小說,趙樹理的白話小說,有意與新文學傳統保持距離,卻從民間說唱中吸收了養份。毛澤東的白話文章「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是最為典範的白話文,文革中全民背誦,不是當作文章去欣賞模仿,而是視作教誨和行為指南。
白話文言並非界限分明,很多時候是難於區分的,即使在排斥文言最嚴厲之時,成語運用也未廢止,而多數成語,是濃縮的固化文言。人為地在語言中製造文白對立只有一個後果,就是讓好幾代年輕人失去了語言的教養。如今不得不疾呼只有一個漢語—這是事實,而讓大家明白卻困難重重,比只有一個中國還要難懂!統一多元的漢語,是我們僅剩的家園。新文學與舊傳統之間的緊張關係,至今沒有解決,用「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解釋得通嗎?

 

(如欲閱讀全文,可到「網上商店」購買下載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印刷本。)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