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重讀查良鏞與父親信札有感(羅海雷)

父親保留的信札中,我們整理了五百六十二通,涉及寫信的相關人士有二百零八人。平均每人少於三封信。而查良鏞就有七封(六封給父親,一封給母親)。除了一九五九年的那封談公事,其他都是寫於父親「北京十年」期間的信。其實我一直在想他們兩人是相交逾一甲子的老同事,但在九十年代以前沒有什麼公開的往來,兩家之間更沒有任何的交往,並不像我們平常理解的朋友;和父親與因為統戰關係相交而變成朋友的個案也不太一樣;究竟他們能否定義為朋友?如果是朋友,他們的交情是屬於哪個層次?重讀這些信札之後,我領悟到他們在那個動盪的時代的交往,產生不同於世俗的友情。
跟查良鏞相交六十年的著名作家倪匡,做過他的下屬,也是他的好朋友。他對於查的評價是:「一流朋友,九流老闆。」也是在《明報》工作過的吳靄儀的評價是:「查良鏞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很深沉的人,……。」但很少人提到他與《大公報》老同事的起起落落的微妙關係。查良鏞是一位很自負的人,他晚年也承認人生兩大契機均來自《大公報》。那裏曾經有一幫聰明的、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一起工作、作詩、打球。後來雖然離開了,但關係還是有延續。但經過一九六三年《明報》與《大公報》「核褲大戰」的筆戰和特別是「六七暴動」時查良鏞被左派激進分子列為六大漢奸之一,人生安全受到威脅,他為此還曾離港一段時間遠離風暴中心。據說,他的大女兒還因為在外地生病時,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影響了聽力。這兩件事嚴重影響了查良鏞與《大公報》老同事之間的關係。

羅孚:我從來沒有和查筆戰過
父親曾經是查良鏞的同事與上司,後來變成友好的同行,慢慢由於時局的改變,變成陌路人,然後又秘密恢復聯繫,互相交換資訊與時局觀點,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根據我的考察,看來最晚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鏞通過父親恢復了與《大公報》就是與左派的聯繫。但由於雙方的傷口都太深,七十年代很長一段時間,父親與查的來往還是私下不公開的。我曾經問過父親在《大公報》與《明報》的筆戰中,是你勝還是查負?父親的答案真是出乎意外,他說他從來沒有和查筆戰過,那些筆戰文章沒有一篇是出自他的手!應該說從一九四八年開始,父親與查,雙方是知根知底,互通資訊、互相佩服的同事、行家與朋友。
一九八二年父親的人生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改變,簡單來說就是從香港的高峰跌倒在北京低谷。一九八三年重新在北京以「有罪之身」的出現,他為自己訂立與以往朋友來往的原則是「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以免自討沒趣。重讀這些信札,雖然發現這段時間父親盡量不求人,但居然為了大哥海星和自己的事,先後三次,而不是一次請求老同事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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