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金庸與電影──難分難合未了情(石 琪)

查先生金庸曾經是「電影發燒友」,大家知道他早期寫過影評,做過電影編劇和導演。不過比起他的武俠小說和社評,以及創辦報刊的成就,而至政治上大受重視亦引起爭議的表現,電影方面無疑談不上突出的建樹,在他畢生業績中不大重要。
無論如何,金庸與電影的關係始終相當密切,可謂難分難捨亦難合。最顯著是他的武俠小說數十年來不斷拍成電影和電視,對華語影視影響甚大。很多人因為那些影視才熟知金庸的武俠世界,然後讀原著小說。坦白說,一代代更多人完全不讀小說,但看電視劇長大,也成為金庸迷。事實上,現在不少大學生由於中文程度有限,又對中華傳統文化與歷史所知不多,因而認為金庸小說「太深」,全靠很通俗化的影視,才知道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東方不敗和韋小寶。

金庸影話 中外通識
六十多年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十多歲的金庸在香港「左派」報章工作,除了做編輯、翻譯、寫各式評論和雜文之外,也長期為《新晚報》、《大公報》寫影評,用姚馥蘭(女性化)、林子暢、蕭子嘉、姚嘉衣等筆名,真是文人多別號,不像現在文人藝人都流行用真姓名。當時陸離是金庸影評的「小粉絲」,以小影迷小讀者身份和他通信,剪存大批「馥蘭影話」、「影談」、「每日影話」,珍藏至今。
一九五二年他在《新晚報》寫過:「每月寫影話的稿費,剛夠我訂電影雜誌與買關於電影的書」,可見他對電影很「發燒」,購買電影書刊甚多。至於金庸影評受歡迎,除了電影知識豐富,文字淺白,也因為他對中外名著、音樂、舞蹈(據說他曾學芭蕾)、體育(他曾在影話簡介高爾夫球規例)和歷史、政治有「通識」,電影正好包羅萬有,他「談影」就信手拈來,旁徵博引,頭頭是道。稍後他在「左派」長城電影公司(專拍國語片)任職編導,亦曾主編《長城畫報》,介紹過歐洲和日本電影新潮流,熟悉世界電影發展情況。
《明報月刊》上期「金庸紀念專號」,潘粵生那篇〈與查先生相處的幾件小事〉,提到金庸太忙,無暇執筆再寫影話,致電約潘粵生代寫,讚他寫得好。後來金庸創辦《明報》,就請了潘粵生做得力助手。其實金庸一九五五年首次創作連載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仍寫影評,但如果他繼續分心寫影評和做編導,把太多精力放在電影方面的話,成就很可能受到局限。可以說,他對電影「退燒」,才真正大展才華。說起來,那個年代香港不少報人多才多藝「周身刀」,辦報、寫小說、拍電影,但不及金庸決定減少「多元化」,逐漸變為專注於寫作與報刊業務,成就輝煌。
他大名鼎鼎之後,對電影仍有興趣,今年初病逝的《明報》另一元老功臣雷坡亦熟悉電影和娛樂界,曾以筆名柳聞鶯為《明報》寫簡短影評,還有柳聞鵬、柳聞鶴每天輪流寫,很有吸引力。雷坡接手主編《明報周刊》尤其成功,在香港掀起周刊熱潮。
六十年代中期,胡金銓和張徹在邵氏開創「新派」古裝武俠電影,早已不寫影評的金庸,曾在《明報》的「自由談」發表長文,談論張徹導演一部新片,可能是一九六六年《虎俠殲仇》,該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部國語新派武俠片不大好(當年香港國語影壇比粵語影壇盛大),編導張徹和他同樣曾在報章寫影評,又熟悉文史和政治,金庸對這位行家朋友很客氣,沒有怎樣批評該片,妙在借題發揮,表揚早已拍了很多部的粵語《黃飛鴻》系列(關德興主演,多數由胡鵬導演),稱讚活用功夫武術,並且注重傳統武德與師徒關係。這是綜合評論香港武俠片、武打片的先驅佳篇。
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受外國名著和西片影響,上期紀念專號中嚴家炎的〈金庸談讀書及小說、電影創作──金庸答問錄〉,金庸便自稱「我在小說中也確實運用了一些電影手法,像《射鵰英雄傳》裏梅超風的回想,就是電影式的。《書劍恩仇錄》裏場面跳躍式展開,這也受了電影的影響。一些場面、鏡頭的連接方法,大概都與電影有關」。
我認為最特別是《雪山飛狐》,最後胡斐與苗人鳳決鬥,生死關頭像電影凝鏡停頓,不知誰勝誰負,很有創意和電影感。

由《絕代佳人》到《王老虎搶親》
金庸用林歡之名參與的電影,據現存資料,大致上有作詞、編劇和導演。上期容若〈記金庸〉一文提到,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編劇時也常為電影歌曲作詞,于作曲,有一系列由張露主唱,還說他作《門邊一樹碧桃花》的歌詞很用心。我查到這是一九五五年金庸編劇、袁仰安導演《不要離開我》的歌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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