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黃鳳祝)

  始自二○○七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帶動了新一輪的資本主義研究熱潮。除了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坊間還出版了許多相關著述。有關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的研究,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當時最有建樹的學者,當屬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一)。

  作為同齡人,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一八六四—一九二○)有很多交集,在資本主義的研究上也互有影響。一九○三年,二人在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雜誌時相識。在有生之年,桑巴特的學術聲望遠甚於韋伯:他在柏林過着富裕優雅的生活,韋伯則一度因病在海德堡隱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後來經由美國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的譯介享譽英文世界,帶動戰後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

  韋伯把資本主義視為「人的理性」的產物,但個人的力量無法與之抗拒。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由人建構的體系,但其運行非個人意志所能左右。儘管二人在學術觀點上分歧巨大,但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情誼。

  桑巴特資本主義研究的核心觀點是,資本家通過創造性的破壞,也就是利益最大化,推動經濟的發展。桑巴特最初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認識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學說不足以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於是轉向唯心論。桑巴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意識與經濟基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韋伯反駁桑巴特

  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桑巴特、韋伯與馬克思在觀點上存在很大差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和工業化的結果。桑巴特和韋伯站在觀念主義的立場上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除了物質基礎,還需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和建構。但是,對於何為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和韋伯各執己見。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的禁欲倫理,桑巴特則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植根於猶太倫理。

  桑巴特否認清教的禁欲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泉。他在《資產階級》(一九○五)一書中指出,清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財富對於清教徒來說,只是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目的。桑巴特反對韋伯把新教倫理與美國精神和資本主義等同的做法。在他看來,美國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所謂的美國精神,實為猶太精神的濃縮。猶太人與資本家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

  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九一一)一書中,桑巴特對猶太人的經濟生活進行了系統性的概括與研究。他認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受到猶太商人的影響;而猶太人從事借貸和經商的傳統,與其所處的生存環境不無關係。首先,猶太人沒有國家,散居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網絡;猶太教義存在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雙重標準,強調對族人的忠誠,對待他人則不受倫理道德的規範。其次,猶太人生活封閉,有自己獨特的信仰,不以任何國家的國民自居,也無需對任何國家負責;他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在行為上形成一種外國人的道德;商業交往以金錢為媒介,交往雙方只需對交換價格達成共識,不受情面、法律或道德的約束。第三,猶太人在城市中從事商業和借貸活動,由於不是城市行會的成員,沒有城市居民的政治權利,因此只具有「半市民」的身份。第四,猶太人在歐洲經常被驅逐,其所擁有的巨大財富在進行「資本遷徙」時,面臨諸多不便,促使猶太人建立一套金融管理方法。第五,貨幣借貸與商品買賣是資本主義經營最重要的兩種方式,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信貸方式都是從猶太人的經營方式中發展出來的。

  韋伯拒絕認同桑巴特的看法。一九一九年,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修訂版中,對桑巴特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猶太資本主義是一種政治性或投機性的冒險資本主義,其倫理精神建立在賤民資本主義的理念之上。與猶太倫理相反,清教倫理屬於理性的市民企業和理性的勞動組織。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徒的四種觀念:天職、節儉、理性和恩賜。清教徒把職業視為一種「天命」,在經濟活動中獲得的財富和地位,是完成上帝使命的最好證明。禁欲與節儉促進財富的積累,但只是一種消極的方法,要得到更多的財富,需要借助理性的計算和經營。

多元的資本主義來源

  桑巴特和韋伯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是硬幣的一體兩面。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動態的意識形態。其建構是諸多力量與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多元的。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之後,桑巴特又出版了另外兩部著作《奢侈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以及《戰爭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探討資本主義精神的另外兩個來源——奢侈消費和戰爭消費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促進作用。

  猶太倫理和清教倫理之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貢獻之一,在於猶太人和清教徒把牟利行為從封建道德的束縛中釋放出來。法國大革命前後,商人一直為爭取貴族和市民的認同而抗爭。隨着商人地位的提高,猶太人的經濟地位也隨之上升。十八世紀末商人逐漸贏得歐洲社會的尊敬,「奸詐」的商人,搖身一變,成為市民階層品行的代表。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對商人精神極為讚賞:商人積累的財富造福民眾並帶來世界和平。桑巴特在《商人與英雄》一書中也指出,商人與悲劇英雄不同,他的成功沒有留下血的痕迹。

  (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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