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政治因何一再觸礁? (陳彥)

  余洛(Nicolas Hulot)去年十一月推出的生態公約,在短短八十天裏,徵集到五十四萬個簽名,捲起了一陣余洛旋風。民意調查顯示,如果余洛參加本屆法國總統競選,可以獲得百分之十左右的選票——這是大多總統候選人夢寐以求的民意指數。然而,在余洛旋風上升之際,余洛卻在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不角逐本屆法國總統,結束了幾個月來余洛會否參選的懸念。

生態意識雖深入民心 生態政治卻一再觸礁

  余洛為什麼從政治的風口浪尖上急流勇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是策略層面的:從一個真誠的生態活動家出發,余洛認為,從外部施加壓力更能使生態意識化為實際政治決策。但是,如果我們更深一層地追問,何以生態保護需要同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才更有利於生態政策的推動?這就需要從生態政治二十年來的發展脈絡中尋找原因。

  生態學(Ecology)是一門研究生物彼此間的關係、生物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的學科,十九世紀開始嶄露頭角,一九六○年代漸漸受到注意。而現代生態學的中心概念是生態系統,即世界上的生物、生物群落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組成一個整體系統。隨着現代化的腳步加快及人類對自身、社會認識的加強,生態學逐漸走出科學殿堂,為普通人所接受,並從珍視大自然、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一直發展到以生態學作為社會發展、工業經濟規劃的參考或指導原則。

  生態運動發軔於一九七○年代,但從思潮運動進入政治實踐領域,則是八○年代初的事情。筆者在這裏將視野局限於法國,但從生態政治發展歷程上看,歐洲各國大同小異。

  生態意識本身的顛覆性觀念及其對人類發展前景的深層憂慮,在法國文化中迅速找到了着力點。但在把生態意識轉變為「生態政治」的過程中,生態主義者卻一再觸礁。經典的例子是一九九三年三月,法國立法大選結果顯示:由綠黨(Les Verts)與生態一代黨(Génération écologie)組成的競選聯合體僅得不足百分之八的選票,大大低於民意調查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時至今天,生態意識在法國已經深入民心,歷屆政府有關生態保護的措施也逐步出台,但生態政黨在法國不僅沒有取得明顯進展,相反其得票率還有所下降。二○○二年法國總統選舉綠黨候選人僅獲得百分之五的選票。事實上,生態運動與現代資本主義息息相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的最明顯的負面結果有二﹕一是隨着科學技術空前開拓,工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人類的生存環境惡化;二是發達國家巨大豐富的物質財富造成國民精神相對貧乏。生態運動的興起,既基於人類對賴以依存的資源的有限認識,又源於人類對其生存方式的重新思考。

經濟逐漸壓倒政治 余洛選擇以退為進

  法國綠黨政治綱領的起草人李比茲(Alain Lipietz)曾指出,生態政治所希望改變的對象是現代經濟——人類藉着改造大自然,使之變態,然後進行生產與消費的現代經濟活動。實際上,生態主義者在提醒人們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更要求人類從整體,從生產、生活方式的根本上杜絕一切影響生態、破壞環境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生態主義者的目的是保護環境,還不如說生態主義思潮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一種批判。

  可以說,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其實是經濟逐漸壓倒政治的歷史。經濟生活不僅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主體,也成了政治的中心內容;社會陷入生產與消費此消彼長的循環運動、宗教信仰在科學技術面前退卻、家庭道德等價值觀在效益、盈利目標的影響下日益衰落,人逐漸被社會納入人所創造的制度的統轄之中。鑑於此,生態運動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批判力量,呼籲人們跳出這個經濟循環的怪圈,將現代經濟的主體——人,重新放到整個自然生態體系裏應有的位置上,即是說,生態主義者企圖將一味追求物質財富的現代「經濟政治」轉變到追求人類與自然共存的「生態政治」上。

  為了實踐「生態政治」理論,生態運動的實踐家提出了一套政治綱領,從減少工作時間、重新調整生產秩序,開發再生能源到削減對外貿易等一應俱全。然而比之於生態運動保護環境、消除公害、停止追求經濟增長等純維護生態體系的口號,生態運動的政治綱領則缺乏號召力。

  生態運動從思潮到施政,中間似乎橫貫着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單單停留在保護環境的生態意識水平上,不論是以輿論向政界施壓,還是將具體的生態保護措施注入施政綱領,生態運動都可以作為多元民主社會的一把警世駭俗的聲音,起着積極的作用。然而,一旦生態運動突破單一的生態領域,發展到企圖以「生態政治」來改造社會,那麼,生態主義就被提升到對整個人類世界,包括以人類社會作整體解釋的意識形態層面上來——可是,以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單一視角來解釋整個人類世界,不僅是對人類生活河的簡單化,也潛在着某種全能主義的荒謬;而從實踐層面上看,法國各方政治家都可以吸納生態政黨提出的生態措施,但生態黨本身的系統綱領卻難以為大多數選民所接受。

  余洛所面對的,是同樣的挑戰,他的生態公約雖然獲得大眾認同,但生態公約本身卻不是政治的全部。可以說,不成立生態政黨,生態保護措施對政治決策的影響有限;以組織化的形式競選干政,卻難以說服公眾——面對這個生態與政治之間的兩難困境,一些生態主義者選擇了組黨;余洛則認為,為了生態環境,他寧可以退為進。從政治生涯的角度來看,他的退出無疑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改途;從生態保護的角度來看,他的「退」,或許會使生態意識更多地影響法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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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洛(Nicolas Hu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