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憲法維護私有產權 (曹景行)

  前幾年,筆者在鳳凰衛視主持《口述歷史》節目,有一次採訪了顧昂然先生。老人早年曾任北京市長彭真的秘書,文革後彭真復出主掌全國人大常委會,調他進人大工作,參加憲法修訂,以適應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一九八二年,新版憲法通過,沿用至今,其間又有數次重大修改。  

  採訪中,顧老詳細回顧了當年修憲過程中的許多重要環節。不料,那一期節目的收視率,卻跌到了《口述歷史》兩年當中的最低點。誠然,顧老先生不像毛澤東、周恩來那麼人所共知,但事關憲法,而且是現行憲法,觀眾的冷漠還是令人吃驚。或許,這正反映許多人並不把憲法當一回事。

  不過,在過去一年中,我們還是看到越來越多中國民眾開始用憲法和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抗衡官商權力的侵犯。全國各地不斷出現維權行動,有的甚至釀成激烈衝突,其實質都是要不要按照憲法原則辦事。年尾時分,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評選出「二〇〇九年十大憲法事件」,這應該是所有年終盤點中最有份量、也是最重要的一份。

《拆遷條例》違憲審查遭拒

  十大憲法事件當中,除了珠海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劃歸澳門特區管理外,其他九項全都涉及公民權利和私有產權。一九九九年的憲法修正案,把八二憲法中有關私有經濟的條款作了重大修改,從原來的「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提升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公有經濟同樣受到憲法保護。二〇〇四年的修憲更明確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但在現實生活當中,尤其在各地城市建設的強制拆遷當中,不斷發生侵犯私產的嚴重違法行為。

  二〇〇九年中國電視新聞中,最觸目驚心的畫面要數四川成都女企業家唐福珍不惜自焚身亡,以阻擋城管執法大隊強制拆除她的違章建築。尤其是從她身體上騰空而起的那股濃烟,通過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傳遍全國以至國外媒體,帶來無法言喻的震撼。

  各地政府強拆民居的依據,是國務院二〇〇一年頒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早在二〇〇三年,就有人提出要對這個條例作違憲審查,未果。這次唐福珍自焚後,北京大學的五位法學專家再次向全國人大提請對條例作違憲審查。因為《拆遷條例》不僅同二〇〇四年修憲確定的保護私產原則相違背,而且也抵觸了二〇〇七年通過的《物權法》。

  在《拆遷條例》的實施當中,不少地方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推倒大片民居,不斷觸發民眾的抗爭,以至付出人命和血的代價。有讀者在《三聯生活周刊》上指出:「在土地經營巨額紅利誘惑下,無視土地使用者權益之事頻頻上演,剝奪在公益的掩護下變得名正言順。拆遷方以暴力最終解決問題,被拆者以暴制暴才能發出聲音,在權力的邏輯下,利益受損一方往往還成為抗法者,而暴力或者強力拆遷方卻是依法行事,這樣的荒誕不能再上演了。」

  明明憲法已經修改,明明《物權法》已經通過,但《拆遷條例》卻還被當做有效工具到處施行。這不僅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為牟取更大利益無視憲法,還因為中國現行憲法體制對違憲審查沒有明確規定。這次北京大學五位學者提出對《拆遷條例》作違憲審查,就受到地方政府的強力反對。如果最終的修改,仍不能把「公共利益」的最終解釋權,以及拆除私人產業的最終決定權,由地方政府手中轉到法院,那麼,依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便仍然只停留在憲法條文的紙面上。

私人礦主被迫交出採礦權

  「二〇〇九年十大憲法事件」中的「山西煤礦整合事件」,同樣涉及對私有產權的侵犯。過去幾年山西各地煤礦不斷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動輒造成百多條人命的損失。去年,山西省提出「不要帶血的GDP」,着手全面整合煤炭產業,由國有大煤礦兼併重組兩千多個中小煤礦。在這過程中,數以百計的私人礦主被迫交出了採礦權,卻沒有得到他們所要求的補償,有的甚至血本無歸,他們中有許多是來自浙江省溫州等地的「煤老闆」。

  新年伊始,浙江省的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發出《致全球浙商公開信》,罕見地把山西省與迪拜一起列入「二〇一〇浙商投資預警區域」。這是過去一年浙江「煤老闆」徒勞無功抗爭的延續。公開信表示:「對於山西煤改的方向,我們毫不質疑,但對於山西煤改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我們深表擔憂。」公開信認為,這次山西煤改,由政府指定交易對象、交易價格、交易時間、交易方式,剝奪了企業的正常經營決策權,視原定契約以及核准為廢紙,置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於不顧,明顯違背國家現行法律。

  山西剝奪浙江煤老闆的理由,一是採礦權屬於國家,本來就不可以買賣,二是私人礦主為了高額利潤而濫採,破壞資源和環境,還造成大量安全事故和人命損失。但問題是,當年正是山西政府大張旗鼓,到浙江來招商,放手轉讓採礦權。此後出現的種種弊病,當地政府更難辭管理不當之咎。還必須指出,在山西經營的煤老闆並非獨吞全部利益,而是把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來「孝敬」當地權力部門和大小官員。

關閉石料廠不作任何補償

  現在山西整合煤礦或許符合產業發展的需要,但如果為此破壞憲法保護私產的原則,那就是倒退,也是對市場經濟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的做法已經得到發改委的肯定,打算在全國推行這樣的資源整合。倘若如此,後果難料,但河南省新密市已有先例,實在叫人無法安心。

  去年六月,當地政府為保護環境與資源,把所有合法經營的石料加工廠共三百多家全部關閉,而且不給任何補償。《中國經營報》記者感歎說:「若非親眼所見,記者終歸不相信新密市三百一十四家石料廠的現狀如此淒慘。」難道,不久將來,中國其他地方也會出現如此淒慘的場面?

  對中國未來而言,二〇一〇年也許會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剛剛得到憲法認可的公民私有產權,今年將進一步經受生死存亡的考驗。實際上,中國的改革改到今天,其實際含義已越來越模糊不清。而社會的現實衝突和進步,更多表現為公民的維權行動,就像二〇〇九年發生的雲南「躲貓貓」事件、湖北鄧玉嬌殺人事件、上海出租車「釣魚執法」事件、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

  不久前,山東某地一位縣太爺警告抵制拆遷的老百姓「不要以卵擊石」,由此網上出現了「卵民」的新詞。這叫人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去年在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講:「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而現在中國的問題是,誰站在雞蛋那一邊?憲法站在哪一邊?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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