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名野史──武林盟主李煥良評四人幫(孔捷生)

臣武將都渴望青史留名,至於留名野史,畢竟勝於「爾曹身與名俱裂」。然而揚名於汗青竹簡又或說書人驚堂木,天差地別!
其實野史也承載了很多文化符號和民族記憶。余英時先生回憶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歲月,我讀來頗有感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余先生被父親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戰亂。潛山地處皖西萬山叢中,他的啟蒙教育是《三字經》、《百家姓》、《古文觀止》。而他少時讀的第一部小說是殘破的《羅通掃北》,而後搜遍鄉間線裝小說來讀,如《薛仁貴征東》、《蕩寇志》、《水滸傳》、《封神演義》等等。余先生說,認識中國文字的基本規則,這些野史小說比經史古文幫助更大。
我成長於完全不同的年代,那時少兒啟蒙讀物是「劉文學勇鬥地主」──少先隊員劉文學發現地主偷生產隊的海椒,挺身制止,而後兩人搏鬥,劉文學被地主用背篼繩勒死。他的名字成了「紅色經典」,被追諡為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楷模。這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故事編寫得很稚拙,就算真有其事,由小偷小摸而殺人,當屬刑事案件,卻變成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鬥爭,仇恨呈幾何級擴大。這個故事已鑄鍛成正史,迄今劉文學依然是少先隊紅領巾歲歲祭奠的紅色偶像。
幸而五十年代舊社會「糟粕」尚未蕩滌乾淨,我雖未讀過《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但《說岳》、《說唐》等話本小說還看得到。孩提時每次閱讀都如海綿吸水,紅色肥料與前朝糟粕兼收並蓄。在我的閱讀記憶中,野史比正史更具吸引力。我牢牢記住了天下第一條好漢李元霸以及後面的英雄座次排名,卻無法記住紅色英雄譜被革命符咒呼來揮去的眾多名字。再往後就是文革焚書,豈止舊小說灰飛煙滅,新中國的小說也不能倖免。

李煥良押解四人幫
我如一株野草,在知識荒蕪的凍土艱難生長,適逢堅冰迸裂,石頭開花,後文革年代成為了作家。那時如我這輩文壇新銳奉嚴肅文學為圭臬,及至八十年代中期,金庸武俠小說開始風靡大陸,我依然拒絕閱讀,在文學圈談論武俠好像有失身份似的。那年我帶小兒去大連度暑假,偶爾看了《笑傲江湖》,始知那是文學別有洞天的庭院。金庸筆下的人物群像,與我童年記憶之野史演義完美契合,並招展出新的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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