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文良好兄弟 (劉再復)

  農曆年初三凌晨四點,突然一聲電話鈴響,是二弟尊獻急促的聲音﹕文良去世了!我以為是噩夢,驚坐起來發呆了很久,才想到應打電話給耀明、給亞平、給立川與賢賢(我三弟),想得到一個否定的消息,但是沒有用,死亡是鐵鑄的事實,年僅五十八歲的文良兄弟就這樣走了,在自己的房裏獨自思索時腦血管破裂,連一份遺囑也來不及留下就匆匆而走。

  十幾天來我一直沉浸在緬懷與悲傷之中,無論是抬頭望着藍天還是低頭拔着蒲公英,都在想着他。前些年,有幾位香港學界朋友問過我﹕聽說天地圖書公司的主管是你弟弟?我總是半否定半肯定地回答﹕「是我的同鄉弟弟,不是同胞弟弟。」實際上我也把他視為情同手足的兄弟。我贈書和寫賀年卡時,對友人均學魯迅一律稱「兄」,唯獨稱他為「文良弟」,而他也確實把我視為兄長,把我母親視為他的第二慈母。臨終前幾天,他還委託我二弟送三仟港元給老人祝賀春節。天地圖書公司從一九八○年代初至今,出版了我十四部著作,從《潔白的燈心草》到《告別革命》及《漂流手記》系列,每一本都由他親自發稿。在國內對我的聲音進行嚴酷封殺的逆境中,幸而有他的情誼支撑着,我才能夠繼續自己的歌哭。那些想把我困死、悶死在海外的權勢者們,大約想不到他們的一個最堅韌不屈的對手,正是我這位默默耕耘的聰穎而低調的弟兄。

  和文良初次見面是在三十年前的北京,那時他還是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剛與美永結婚。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由衷崇仰文化,多次說他最遺憾的是因出身不好,連大學都上不了。他很誠懇地問我該讀哪些基本文史書籍。一九八四年,他準備出版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給他觀賞錢鍾書先生表彰我詩的短簡。他見到錢先生的毛筆手稿,愛不釋手,興奮得連說幾聲「太寶貴了」。我便說﹕「你保存好,我留下複印本就可以了。」正是這種對文化的真情感,使他悄悄地苦學苦修,尤其是用心地讀下一本又一本成功者的傳記。近年來,他除了管理天地圖書公司之外,還成功地在東莞辦了農場和擁有上千名工人的印刷廠,這正是幾十年用功的結果。有一次一起散步在香港城市大學校園,他突然冒出一句話﹕用功才能成功。這是素樸的真理,也是他的成功邏輯。

  沒想到,在北京相逢的這位友人,後來對我幫助這麼大。尤其是在「六四」後的那個迷惘的瞬間和之後的漂流長歲月。很少人知道,我逃亡到廣州時就住在他為我細心準備好的一套公寓裏,高高的第二十二層。也很少人知道,二○○○年我第一次回國到中山大學演講時,正是他和立川陪着我。他說不陪放不下心。至今我還記得在海關口上,他那雙略帶焦慮的眼睛和踏上故土時他那衷心的微笑。第二次到廣州也是他陪着。此次見到舊日那座公寓大樓時,他指着空中的門窗說﹕「記得嗎?你離開時放走的那隻鴿子,不知飛到哪裏去了?」我怎能忘記那隻衝向雲霄的雪白鴿子,怎能忘記二十二層那套高高的明亮的房間。就在那間房裏,我籌劃了第二人生﹕放下功名、冠蓋這些金光耀目的「勞什子」,高舉母親給我的農家子的質樸心靈,去四海八方尋找另一類精神家園,與本真存在的深層相通相契的家園。

  最後一次和文良見面是在去年夏天,他帶我到愉景灣去看一座正在出售的豪宅。他說六十歲的時候想買下一套這樣的房子「酬勞自己」。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生太節儉、太苛刻自己了。已經擁有萬千資產,還捨不得買一輛車和雇一名司機。我對他說﹕「你比我還不懂得生活。」他卻說﹕「多積些錢,將來辦個基金會,可幫助咱們家鄉的窮人。」我說﹕「生命其實沒有『將來』,沒有明天。要緊的是今天,是當下,是此時此刻的充分思想與充分生活。」我並不喜歡自己的「不幸言中」,只痛惜他果然沒有享受什麼生活就匆忙而逝,連給我一點心理準備的時間都沒有,只給我留下永遠的傷感。今天是他出殯的日子,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隔洋悵望,默寫一副輓聯,以遙寄無盡的哀思:

  痛惜好兄弟一生抱樸英華早逝

  悲見蒼天地萬色皆空詩書寥落

二○○七年三月十三日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