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最後輝煌 (謝 泳)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在四川成都大邑縣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舉行了「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頒獎典禮。國內媒體似乎沒有對此表現出特別的熱情,我印象中有報刊只是在二十多天後才以廣告形式刊出了一張參加者的合影,用了一個很不恰當的題目:「知行天下,歲月如歌」。當天揭曉的「十大精英」名單是:宗慶後、秦暉、馬原、姜昆、馬蔚華、吳思、徐純中、馬未都、陳丹青、劉永好,「特別致敬獎」授予了樊建川。

  這是一個純粹的民間活動,從所選擇的人物身份可以發現,大體代表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特徵,一是知青,二是平民。如果要說代表性,這個選擇出的名單,以知青為主,這也非常自然,在如今這個年齡段中,如果沒有知青身份,而要在中國社會中有所成就也很不容易。這個選擇有思想史意義,也有社會學意義。就社會影響來說,這個名單的代表性相當強,它是一個偏重思想文化的選擇,比如秦暉、吳思以學者身份當選,他們的學術影響了近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想。秦暉和吳思雖有公職,但基本是體制的邊緣人物,並不受體制的青睞。馬原、馬未都、姜昆、陳丹青、徐純中在文學藝術界中也有大影響,其他如宗慶後、劉永好、馬蔚華就是企業家了,而他們之中,似乎也只有招商銀行的馬蔚華有一點公家色彩。

「一九三〇年曲線」

  從自然年齡常常可以判斷社會成員的基本素養和思想,成才與時代條件相合是基本常態,也就是說,好社會成才容易,壞社會成才難,社會的好壞當然不可一概而論,或者可以見仁見智,不過能保證個人的一般自由是基本條件,這一點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如果我們從十九世紀末算起,每隔十年左右計為一個時段,可以發現,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人才出現的曲線是下降的,如果以一八八一年魯迅出生算起,上升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即開始下降,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很難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領域做出大的貢獻,因為時代不再提供適於他們生長的條件,當然這是以中國大陸為限。就以一九三〇年出生為界,他們在一九四九年是高中年齡,以後如果有機會進入大學,也是思想改造後的大學,思想高度統一的大學。近來流行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一九四九年後的六十年間,中國沒有多出現創新人才,其實也恰好與這個自然年齡的曲線相合,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人中間不再出現偉大的人物。原因就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社會沒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基本條件。這個曲線我個人以為到一九七〇年後出生的那一代人才開始發生改變,但這也主要取決於這個時代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成員的創造性活動提供自由條件。

  在「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名單中,年齡最大,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宗慶後,和年齡最小,一九五七年出生的吳思,基本都在「中國大陸一九三〇年曲線」的最壞點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確實相當不易。

沒有科學家之謎

  一個基本事實是這十大精英在如此惡劣的成長環境中尚能成就一番事業,說明他們的天資和秉賦相當優秀,個人勤奮也異常突出。但我們也要注意,這十大精英中以文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為主,沒有科學家,甚至沒有專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這個特點說明了他們成長階段的教育有嚴重缺陷,事實上這十大精英中,基本不具備完整學歷倒是一個明顯現象,文學藝術、學術思想和企業活動,多數依賴閱歷、機遇和先天秉賦,對於系統訓練顯得不那麼絕對重要,而科學活動卻與系統和完整的訓練更密切相關,這也自然造成了知青一代中,文學藝術、人文學術人才多而科學家少或者無的現象。知青一代,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一代,這不是他們個人原因造成的,是時代的選擇,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個人前途。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現在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核心動力是緩解將要到來的就業壓力,以政治運動的形式解決常態社會中將要出現的就業壓力是極權體制自然的選擇。按常理說,青年到實踐中鍛煉並不是完全沒有必要,但只顧眼前利益的短期選擇,其實是最大的誤人子弟,因為把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學生放到鄉村去,這一行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公民受教育的權利,除了在義務教育階段國家應當保障外,還應當有自由選擇更高教育的權利。另外我們觀察這一時段的歷史時還要注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基本與中國大學停辦是重合的,大學是常態社會吸納青年的一個主要場所,而大學停辦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的青年出路,必然成為社會最主要的問題,雖然一九七三年後,大學恢復了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數量非常有限,根本消化不了適齡的青年學生,選擇把他們放到農村去,其實是一個國家最愚蠢的決策,也是對國家民族前途最不負責任的選擇。

知青經歷影響從政生涯

  知青運動中一個比較令社會成員感覺還公正的地方,是當時有相當一部分高幹子弟也參與了這一運動,雖然事實上高幹子弟無論在中國何處都有可能獲得遠比其他社會成員多的有利條件,但這一運動本身畢竟讓他們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為他們後來從政時對社會保持關切還具有真實生活體驗。當這些紅色貴族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要成員時,知青生活的經歷有可能在他們的從政生涯中發揮正面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中,我個人以為還應當再加進來一個官員的比例,因為事實上,現在中國政治精英中的知青比例很高,比如習近平、薄熙來、李克強等,都曾有過知青經歷,這個經歷如何影響他們的從政生涯,當然非常複雜,但知青中的政治精英有可能迎來他們的輝煌時代,而在一般的社會行業中,知青已經基本退場了。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於廈門大學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知青上山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