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荒會面背後的艱辛歷程 (劉銳紹)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與四名泛民代表近距離接觸,聽了他們的意見,而且沒有反駁。這次接觸是香港回歸以來泛民與中央領導人的首次會面,也是「六四」之後首次,被視為「破天荒」的會面。這類會面來之不易。泛民好像捉圍棋升級一般,要過關斬將,一級一級地把九段高手請到台前。至於未來如何發展,必須看雙方能否良性互動—且看雙方會面之後的左派報道,以及內地傳媒對這次「破天荒」會面的冷處理,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日後仍然一步一個坎。
本文嘗試把過去十多年來北京與泛民接觸的一些背後資料與眾分享,大家就明白我為什麼說這次「破天荒」會面實在來之不易了。

○五年珠三角行浪費融冰機會
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設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依次為曾慶紅、習近平和張德江),逐步改變治港政策,把「無為而治」改為「有所作為」,「過去管得少,以後要多管」。自此,北京與泛民和港人的關係轉壞。不過,一些有心人仍然希望雙方打消分歧,於是建議創造融冰機會;其中一個就是二○○五年的珠三角之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游說,北京才願意讓包括泛民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到珠三角參觀三日兩夜。
當時社會上正議論二○○七年的政改方案,官方希望至少拉攏泛民六票,故接受建議。不過,泛民認為如果只是遊山玩水之行,大可不去,因為無法向選民交差,除非行程中有機會討論政制,但官方不想。有心人於是絞盡腦汁,想到一個辦法──日間張德江(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接見,不談政治問題,因為那時張不負責香港問題;晚上,安排「珠江夜遊」,泛民可以與港澳工作官員在船上談政制。這樣,官方不作為正式會議,而泛民則可以回港向選民交代,各得其所。
可是,在日間的會面中,泛民提了「六四」何時平反的問題,而張德江則回敬一句「話不投機半句多」。結果,「珠江夜遊」沒有了談及政改的部分,雙方都浪費了大好機會。

平均兩年才一次的正式會面
另一個機會是二○○九年,即二○○八年四川大地震後翌年。香港當時捐助百億救災,而立法會是批准撥款的機構,所以有心人建議,北京可順理成章安排議員到災區視察。幾經建議,北京同意,但為了剔除他們不喜歡的泛民議員,故以「接待能力有限」為由設定限額,並指定邀請立法會屬下委員會的負責人。泛民認為應該由泛民自選代表,結果「長毛」梁國雄成為泛民代表之一。豈料,出發之前,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阻止了「長毛」登機,可見好事多磨。
二○一○年,民主黨認為二○一二年的政改方案應向前走,才能實現二○一七年普選,故同意官方的方案。本來,政改可向前行,但其後北京有人認為「民主黨是大贏家,不能讓它的力量發展下去」。結果,民主黨後來兩面受敵,大陸和「激進泛民」同時開炮。此後,內地與普遍泛民的關係繼續轉差。
二○一四年,雙方又就二○一七年的政改方案接觸(因北京應承「二○一七年可以有普選」),於是安排了上海之行,泛民成員隨團出發。「長毛」帶同請願道具,結果內地不准他入境,泛民不滿,其中三人同機返港;翌日,本來決定赴滬的公民黨梁家傑也取消行程。
其間,泛民挑選的三個政改方案均有「公民提名」元素,不為北京接受。另一個障礙是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和全國人大拋出限制選舉的「八三一決定」,香港與內地關係更僵。即使二○一五年再安排深圳之行,已無法良性互動了。
從上述事例可見,內地與泛民直接接觸的次數,由二○○五年至二○一五年,平均每兩年才有一次,其他的接觸,北京都要求私下進行;泛民則認為私下進行不夠光明正大,容易陷於被動。

很多融和建議也不被採納
其實,另有很多融和的建議。例如前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港,有心人建議在晚宴上,讓一名北京可以接受的泛民人士到主家席向特首曾蔭權碰杯祝酒,並向坐在旁邊的吳邦國舉杯;吳不需碰杯,只需舉杯回禮就行了。結果,這個簡單得不可再簡單的建議也被否決。相反,主家席增加了保安人員,而所有嘉賓席上多了一個牌子:「請勿隨便離座。」這規矩竟然一直沿用至今。北京認為,任何一個動作都會析出政治訊號,所以要特別小心,但這卻喪失了很多融和機會,同時給人強硬的感覺。
還有,有心人建議在國慶觀禮團中邀請溫和泛民的成員參與其中,但同樣被否決。凡此種種,導致冰封更甚。
這次張德江來港,願意放下身段會見泛民,其中一個原因是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在即,需要緩和氣氛,以利建制派選情。不過,左派和內地傳媒對這次會面低調處理,顯示北京兩點考慮:一是要觀察泛民日後行動;二是讓泛民知道目前只是摸冰,而非溶冰。泛民也願意接招,無論雙方動機如何,均可肯定。假戲不妨當真做,促使戲假變情真。
政治從來講利害、謀略。透過利害關係交手,取得平衡而有利於大眾,乃最大的政治思考;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甚至妥協),乃政治的最高技巧。中國人的政治須在磨擦中修煉,提升。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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