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之所倚:重估文化大革命的客觀歷史作用 (駱惠南)

震撼世界,改變整整一代中國人命運,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影響極為深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半個世紀。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文革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為那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一個被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設立中央文革小組及規定了文革的目的與方針政策。事實上,在這之前上海《文匯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由江青銜毛澤東之命親自策劃的文章已吹響了文革的號角。
文革是一場荒唐悲劇。如果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文革發起人的動機不能說完全是非理性的,明顯應該受到「寧可我負天下人」這種道德上的春秋責備:不管怎麼說為了一己權力,置天下蒼生於不顧,處萬民於水火之中。以范寧的標準稱其「罪過桀紂」不為過也。(范寧為六朝文士,寫過一篇《罪王何論》,指出魏晉時期王弼、何晏倡空談誤國,「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文革之亂國,使斯文掃地,豈王何空談之可比?)至於發動文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偏激無稽的虛妄。文革造成的財物損失、人命傷亡不可數計。最大的禍害則是禮崩樂壞,使大陸中國社會在道德層面回到叢林時代。今天人們慨歎的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相當程度上肇源於文革。當年那些正在形成世界觀的一代弱冠青少年,受文革初期那種目無尊長,犯上作亂,以我獨對,無所顧忌的鬥爭氣氛感染和引導,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在市場經濟下轉變為不擇手段,極端利己的行為準則,瀰漫整個社會並有代代相傳的趨勢。清代思想家顧亭林所謂亡天下者,誠如是也。雖然中國今天絕無亡國之虞。
本文決不是一篇為文革翻案的文章,也無意對歷史這一小女孩進行合乎己意的裝扮。只是從今之視昔的角度,對文革的歷史作用作一客觀全面的探究。

全面評估文革的遺產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五十年,曾經積極參與這場現代中國最影響深遠政治運動的各個層次的人們大都漸次老去,退出積極的社會參與者的行列;同時,現在為中國掌舵的最高層領導核心卻是在文革中成長的一代毛澤東時代的孩子。文革對今天中國的直接影響若隱若現,可以說是揮之不去。從某種程度說只有了解文革的遺產才能了解中國今天的由來,從而正確把握中國未來的走向。
文革結束也已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中,中國人尤其是文革的親歷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今天看到包括執政中國共產黨以中央委員會決議形式認定的:文革是領導人錯誤發動的、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浩劫;其次是無數親歷者對文革深切苦難的追憶與控訴;再其次是近年興起的、夾雜着各種情感與訴求的把文革理想化和神聖化的所謂毛左思潮。這些都存在着當代人寫當代史的弊端。執政黨的結論有着維持統治、維護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即利益的糾纏;親歷者因為情感的因素,且囿於自己所處的時空,反思未必全面,更遑論客觀歷史作用:毛左則只是將文革當成符號或政治工具,距離客觀更遠。
對於文革的客觀歷史作用的評估,我很贊成中國二十多年前那句常用語: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上這句出自信奉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中國共產黨人之口是有些弔詭的。本來,它多用作攻擊他們口中的所謂反動派逆歷史潮流的蠢行。卻原來他們的歷史決定論,包括所謂的原始社會至共產主義社會五階段論,根本是虛妄的臆造,而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的規律。偉大領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客觀歷史作用,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看,真正不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
這也應了明初大儒方孝儒在題為《深慮論》的名文中所說的:「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文化大革命隨偉大領袖壽元到達終點而結束後,中國竟一洗頹風,迅速騰飛。比之同樣經歷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蘇東諸國,毋寧說是走上了康莊大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發揮了一種至今沒有人提及的正面歷史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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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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