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照片和記憶(鍾 玲)

有人天生記憶力超強,能記得兩歲時的事;有人天生記憶力弱,連小學一年級要好的同學是誰都不記得。我屬於後者。我稚幼童年的回憶應該非常珍貴,應該充滿異國情調,兩歲半到五歲半,即一九四七年尾到一九五一年初,住在日本東京,因為家父鍾漢波任職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住的是外交官宿舍,地上鋪了榻榻米,家裏有日本女傭,我上的是華人辦的幼稚園。
但是這些榻榻米宿舍、日本女傭、華人幼稚園的回憶,不是真正的回憶,大多是用照片建構的往事。是泛黃的照片,加上在我成長歲月中父母作了補充,故事才完成。湊巧父親很喜歡拍照,所以留下很多我童年的照片。
照相簿有不少我坐在客廳地上拍的照片,背後是一塊塊打橫長方形的、明亮的木框玻璃窗,我坐在硬中帶軟、燈心草編的榻榻米上。五十歲以後,自己裝修過的家,都有和式屋,架起離地二十三公分的木板地面。每次裝修的時候,都想過裝榻榻米,因為台灣天氣潮濕而作罷。懵懂童年的生活環境會終生影響我們的選擇,不是嗎?
說到日本女傭,我馬上呼得出她的名字,用拼音法她叫Qioko。母親後來告訴我她的名字是千代子,全名內藤千代子。可見雖然我記憶力不好,童年成天叫喚的名字不會忘記。模糊記得我跟她用日語交談。母親證實我在日本跟千代子學會流利的日語,但回到台灣,沒有說的機會,就全忘了。根據父親寫的回憶錄《駐外武官的使命》,有關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眷舍,「公家撥給免費每戶分配日籍女傭一人」。有一張千代子抱着我坐在草地上的照片,她年輕而樸素,整齊的套裝,像老師,不像女傭,父母帶我出遊公園也帶着她,他們把千代子當家人,我媽媽人非常寬厚。
還有一張照片拍華人幼稚園到日本神社遠足,確定是神社,因為遠處有鳥居。小朋友蜿蜒地排長隊,前面穿淺色衣服的就是我。至少我看得出來,那六位打扮齊楚的女士不是我的老師,記得老師高而瘦,容長臉,她們都是跟隊媽媽。為什麼不見我媽媽呢?因為她正在替大家拍照。透過媽媽拍的照片,我知道跟着老師我們爬上一座小石山,我們在林間草地上野餐,坐在帶來的墊子上。你看這次遠足的回憶完全是照片建構的。

(作者為著名作家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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