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和合本》聖經譯事 (童元方)

  就基督新教的中文譯經而言,即使不談境外的工作,差不多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於一八〇七年來華之後就立刻開始了。不論是新舊約全書,還是單冊書卷,到現在已不知有過多少版本。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一九二一年許地山以文言譯過《雅歌》,一九三二年陳夢家也以新詩體譯過,題曰:《歌中之歌》;而嚴復早在一九〇八年譯過《馬可福音》的一至四章。在這原本絡繹於途的譯經工作上,《和合本》的出現絕對是中文《聖經》翻譯史上的大事。

  從一八九〇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上決議要有一部全中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以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三種文體翻譯,至一九一九年官話與文理《和合本》新舊約全書先後出版,大約三十年間翻譯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遴選、在華三間聖經公會的角色、一九〇七年傳教士大會上的決議合併深文理與淺文理《和合本》,只翻譯一部文言《聖經》等等,問題顯然又多又複雜,而新舊約的分別翻譯、委員的離任、逝世以及各差會之間的協調,更使譯經工作難上加難;遑論譯經者所據的文本,為日後的翻譯與修訂留下某些爭執的線索。換言之,《聖經》翻譯除了一般的翻譯問題之外,又有自己的特殊譯題。文言《和合本》在一九三四年起不再刊印,而官話《和合本》,至今仍屬基督教會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中文《聖經》。

  我們以翻譯文體的選擇為例,來看《聖經》翻譯之一斑。前所提嚴復(1853-1921)所譯的《馬可福音》一至四章,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我們來看看第一章一至五節:

  馬可所傳福音

  第一章 一上帝子基督耶穌。福音之始。二如以賽亞先知所前載者曰。視之。吾遣使爾前。為爾導其先路。三則有聲呼於野曰。平治主之道塗。俾所行者直。四於是約翰至。行洗禮於野中。宣教。言悔過滌除。及所以得赦罪者。五猶太與耶路撒冷之民。空國從之。皆受洗於約但之河。自首罪過。

  以此對照之前在一八五〇年、亦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王昌桂、王韜(1828-1897)父子所助譯的《委辦譯本》:

  馬可福音傳

  第一章 一上帝子、耶穌基督福音之始也、二先知載曰、我遣我使、在爾前、備爾道、三野有聲、呼云、備主道、直其徑、四約翰在野施洗、傳悔改之洗禮、俾得罪赦、五舉猶太地、耶路撒冷人、出就之、各言己罪、悉在約但河、受洗於約翰、

  嚴復譯本與《委辦譯本》均用文言與傳統句讀。而嚴氏以圈代頓,不似《委辦譯本》一頓到底,選取經文章節時有未竟之意,在視覺上造成困擾。王韜的文筆風格簡潔流暢,素來為人所稱道。從譯文看來,王韜的「上帝子、耶穌基督」在嚴譯中倒過來成了「上帝子基督耶穌」。我們看見嚴復對姓名翻譯的考慮,選擇從華俗。王韜的「在爾前、備爾道」與之後的「備主道、直其徑」素樸直切,到了嚴譯,化為「吾遣使爾前。為爾導其先路」與「平治主之道塗。俾所行者直」的莊重典雅。嚴氏譯《馬可福音》時距一八九八年出版《天演論》,有十年矣,仍隱隱透出桐城派古文的風華。

  《委辦譯本》既然珠玉在前,為什麼還有嚴復此譯?不知與所選「原文」文本有沒有關係?當時大英聖書公會的代辦文顯理(G. A. Bondfield, 1855-1925)商請嚴復翻譯,乃作為一試驗本,希望譯經的文筆達到中國文學作品的水平。可惜不知什麼原因,嚴復沒有繼續翻譯下去。《委辦譯本》由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主其事,新約部分以《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為希臘文基礎文本。而嚴譯本則是根據《英國修訂譯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1)這部英文譯本直接譯成中文,或者可與以《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為新約翻譯基礎的《和合本》作對比。這一小例已透露出文言《和合本》翻譯時所面對的種種難題。

  再看官話《和合本》新約全書一九〇七年版《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五節:

  馬可傳福音書

  第一章 一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二先知書上記着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豫備你的路道、三在曠野有人聲喊叫說、豫備主的道、修直了他的路。四照這話有約翰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五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出去到約翰那裏、都承認自己的罪愆、在約但河受他的洗。

  這個譯本反映出早期白話文的特色,尤其是代名詞的使用。不論是王韜的「悉在約但河、受洗於約翰」,還是嚴復的「皆受洗於約但之河」,均化為「出去到約翰那裏、……在約但河受他的洗」。有人以為官話《和合本》的文體為白話文運動的先鋒,不如說早期白話文的特色根本是經由翻譯而來的歐化句法。

  其次,再以翻譯委員的去留為例來說明譯經的辛苦與艱難。

  一九〇八年,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獲推選加入官話翻譯委員會。他對前一年出版的官話《和合本》新約非常不滿意,認為譯本的中文不夠口語化,憤而辭去委員一職。之後,他與中國助手朱寶惠(1889-1970),完成自己的新約譯本,且獨力支付出版經費。賽兆祥的女兒,即以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成名的賽珍珠在後來為父母所寫的兩本傳記裏描述母親必須從日常開銷中扣下出版經費的困局,而在新的譯本一次次的印行與修訂當中,使全家陷於窘境的辛酸,實則見證了一位美國南方傳道人對在華事工的癡心與堅持。賽兆祥的新約中譯本所根據的希臘文基礎經文及作為參考之用的英譯本都與官話《和合本》所用的不同,為中文譯經史留下一個令後世悲欣交集的插曲。

  這兩個文體選擇與譯者去留的例子反映出《和合本》成書的語境是如此脈絡縱橫。德國學者尤思德(J. O. Zetzsche)之《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是研究中文《聖經》翻譯史的一部煌煌巨著。其視野開闊,自然不及細節。近讀麥金華弟《大英聖書公會與和合本聖經翻譯》書稿,是以劍橋大學圖書館館藏之大英聖書公會的原始檔案為主要文獻,藉列夫維爾(André Lefevere, 1946-1996)的「贊助者」理論為視角,來探討官話《和合本》翻譯過程中,大英聖書公會的立場及其影響。除文獻外,金華以知曉希臘文而能做文本分析,從而檢視官話《和合本》所用新約希臘文基礎文本究竟為何,繼之推斷大英聖書公會在翻譯活動上的制約到了什麼程度。就其大者言,是為中文《聖經》翻譯史填補空隙;就其小者言,是從翻譯的角度為官話《和合本》的成書經過爬梳史料;不啻為《聖經》研究與翻譯研究增添光彩。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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