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許良英先生 (謝 泳)

  今晨起來,一開電腦,看到許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轉念一想,許先生已屆高年,歷經劫難,享此高壽,也算是上蒼對中國知識分子悲慘人生的最後一點哀憫吧。

  我最早知道許先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個地方師專念書的學生,何以會對許先生感興趣?容我多說兩句。

  那個時候,中國的學術環境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語,交通和信息傳播是傳統社會的末期,那時中國個人沒有電話,聯繫的基本方式還是書信。我雖然在師專念書,但比較關心政治、思想和文學,我上學主要是看書看報。一九八三年畢業後,我留在晉中師專編校刊。由於怕麻煩,不喜歡到圖書館看書,所以只能自己想辦法。我當時不懂任何學術方法,一個地方師專,哪有人教你這些東西?我想到一個簡單辦法,就是訂閱全國各類期刊,然後了解思想和學術動向。那幾年,我長期訂閱的報紙雜誌有近三十種,學校收發室的人都覺得很奇怪,其中有一本《自然辯證法通訊》,經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關於科學史、科學思想和思維方法的,直到九十年代末我才停訂。當時比較喜歡的報紙是《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周報》。那個時候的學術中心不在大學,而在社科、報界和作協。八十年代影響人們思想的主要人物和雜誌與大學聯繫並不緊密,比如金觀濤、李澤厚、劉再復、劉賓雁、嚴家其、戴晴、蘇曉康等人,都不是大學裏的。

  大約在一九八六年,《自然辯證法通訊》刊出許良英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評查汝強的。文章我當時也未見得就看懂,但感覺上許先生講得有道理。當時在人們的思維中,馬克思主義及方法是什麼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學了它幾乎無所不能,而且它什麼都可以指導,科學也不例外。幸而許先生文章告訴我不是這麼一回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知識。我看了文章,當即給許先生寫了一信,內容已無記憶,但肯定是表達自己受到文章啓發之類。想不到,許先生不久後真的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勵我好好學習。信保存下來,可惜我人在厦門,無法抄出了。

不是討論民主缺點之時

  因為家父過去有右派經歷,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種偏向,凡右派都敬重。我以為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極有才華的人,凡他們的書,都熱衷閱讀。後來年紀稍長,才發現不能這樣看問題,不能把自己的身世帶到對歷史的認識中去。在當時知名右派中,許先生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劉賓雁、方勵之提議召開反右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事,卻讓中國知識界更多人認識了他,而且他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在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最堅定。有些人可能還反思民主的缺點,但許先生則只講民主的好處,只講民主對中國十分重要和迫切,他晚年始終在探索這一問題。我認為,「現在還不是討論民主缺點的時候」是許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思想遺產,在中國,這不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許先生在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氣。

  人生還真有些奇遇。二○○四年,許先生早已退體(我不使用離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恰好由劉鈍先生出任所長。二○○一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查資料,曾和劉先生有一面之緣。後來承蒙劉先生關照,為我謀得了一個在所裏訪學的機會,那一年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我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認識了不少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其間,我寫了一篇《一九四九年前相對論在中國傳播及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曾和所裏的張藜和熊衛民探望過許先生一次,那時許先生身體康健、思維活躍,而且保持了一向鮮明的直爽風格。言談中我剛流露想寫這麼一篇文章的計劃,許先生馬上說「你懂什麼愛因斯坦相對論」,我趕忙說:「不是相對論,是相對論傳到中國的歷史。」

  我在山西有個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園買到一批上世紀七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檔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許先生編輯《愛因斯坦文集》時和出版社的往來書信,數量相當可觀。我建議就此寫一本專書,還提了一個思路和體例,可惜朋友不在學界,終日忙於公務,沒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還希望能一起拜訪許先生,可惜這個願望無法實現了。不過材料保存下來,日後一定能以合適的方式披露給學界,也是對許先生的最好紀念。

  當年建議召開反右學術討論會的三位右派,都已經去世了。許先生年紀最長,最後離開。他的存在,讓時間將一份歷史遺產鮮活保存在真實記憶中;他的離去,會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份思想遺產。在中國,許先生和他另兩位朋友,注定是悲劇人物,因為他們有真實的生活經歷和完整的知識系統,發現了真實,並勇敢地表達了真實,不因個人一時得失,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從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難,一生兩次有悲劇命運者,必會在歷史中發出他們永恆的光輝,套用尼采的話說,他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他們死後方生!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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