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朱厚澤 (丁 東)

  朱厚澤先生於五月九日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歲。他雖有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式的遺願,但五月十一日上午,還是有數百位生前好友自發趕到北京醫院為他送行,其中李銳、何方、杜導正等九旬上下的老人就有好幾位,李普和曾彥修甚至坐着輪椅,趕來送他最後一程。

著名的「三寬」

  朱厚澤是至今最後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宣部長。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不足兩年。一九八五年七月從貴州省委書記調任中宣部長,一九八七年初即去職。其間,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寬」。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面來。保持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於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

  今天看來,「三寬」本是當政者對待思想文化問題乃至整個國家社會治理的明智主張。但對於幾十年習慣於搞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來說,當時既是石破天驚,也是大逆不道。朱厚澤沒有來得及把「三寬」付諸實施,自己卻隨着胡耀邦下台而離開了中宣部。兩年以後,他又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任上,因同情學潮,再度去職。

站在時代的高處

  朱厚澤離開了領導崗位,卻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他自己說,我是東張西望,看一些書;東遊西逛,有時間到各地轉一轉;人家叫我說,我就東拉西扯。其實,朱厚澤晚年思想十分活躍。這和他的經歷有關。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參加革命的,文革前就是中層領導幹部。但「四清」運動把他打入社會底層,有過上訪者的經歷。他曾經靠修理收音機謀生,自己買元件裝配過電視機,所以在電子方面的動手能力遠高於同齡人。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網民,大約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就開始上網。他既當過封疆大吏,又曾在中南海行走。愛讀書,善思考,閱歷豐富,交遊廣闊,使他總是站在時代的高處,着眼歷史的大處,關注全球的風雲,憂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他回顧了二十世紀人類四種思潮的興衰和演變,一個是以列寧十月革命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一個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一個是以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一個是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他觀察了前兩種思潮的衰亡和後兩種思潮的前景,還比較了二十世紀不同的民族獨立運動。如中國孫中山的武裝革命,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尤其是南非用改良的方式,達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結果。進入新世紀,他又關注低人權、低生態、高增長的中國模式,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新挑戰,並預言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大問題。他以一個在野思想家的角色,繼續發光發熱,呼喚陽光政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為出版社着想婉拒出著作

  我認識朱厚澤先生比較晚,已經是九〇年代中後期。先是在北京知識界的一些小型討論會上,聽到他的高見。面對思想見解各異的中青年,他一點也不擺前任高官的架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的語氣,從容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有一些國家主義情結特別強烈的青年,主張對台灣動武。朱厚澤沒有正面批評這種主張的荒謬,而是從貴州山區農民心目中的國家和當政者心目中的國家的不同,講述了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歷史範疇,啓發青年告別狂熱。許多複雜棘手、糾纏不清的問題,許多不便公開爭論的難題,往往經他一說,馬上教人豁然開朗。

  一九九八年,上海三聯書店要組織一套叢書,讓我出一本,我知道朱厚澤的電腦裏保存了不少文稿,於是產生了一個念頭,想請他也出一本。最初在電話中和他商議,他沒有拒絕。後來我到他府上拜訪,想進一步落實。他卻鄭重地說,還是不出了吧。他曾是新聞出版系統的頂頭上司,對中國這個領域的潛規則太清楚了。他是不想給出版社帶來麻煩。即使書的內容挑不出毛病,因為出他的書,就可能給出版社帶來滅頂之災。他的很多文章和講話都在知識界不脛而走,但直至他去世,除了一本攝影集外,竟然沒有出過一本以文字為主體的著作。生前無著作,竟成了中國當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是這樣,何家棟是這樣,朱厚澤又是這樣!

  二〇〇一年,我參加「大學人文讀本」編委會,這套書旨在向大學生系統介紹普世價值,一共精選了中外學者作家的二百文章,構成了一個思想寬銀幕,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三卷,以楊繼繩的《三大矛盾與五個一般》一文壓卷。而五個一般,即現代市場經濟一般,民主法治國家一般,公民社會一般,現代科學技術一般,以人為本、多元開放的當代人文精神一般,正是朱厚澤先生的觀點。這套書出版以後,我幾次見到朱厚澤,他都鼓勵稱讚。有一次我和幾個編委在杭州機場候機,巧遇朱厚澤,他和大家握手,幾位編委都很高興。但這套書印刷多次、流通數年,在大學生和知識界產生廣泛影響以後,到前年還是遭到了官方的封殺。

即興演說驚動最高層

  二〇〇三年,當局啓動修改憲法,此舉的首要目標是讓「三個代表」入憲,給剛剛退位的江澤民送一份大禮。但民間學者曹思源以此為契機,在青島舉行了一次修憲學術討論會,意在暢開思想,認真討論憲法和憲政問題。馮蘭瑞、江平等在會上都有精彩發言。朱厚澤先生也應邀與會。他原來不準備發言。當晚我到他房間聊天,說起李慎之先生去世以後,給中國思想界留下一個巨大的空白。特別希望像他這樣眾望所歸的前輩能多發表意見,把這個空白填補起來。第二天吃早餐時,他對曹思源說,我考慮了一下,你在會議結束前,給我留半個小時,我談一點想法。當天上午十一點,朱先生即席發言,談到中國當前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談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關鍵在於權為民所「授」﹕

  憲還是要修。憲法關鍵要解決國家權力的授予和制約。領導人要求各級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海外稱為「新三民主義」。靠什麼保障它的實現?憑覺悟、憑良心嗎?我認為關鍵還在於「權為民所授」,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還談到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演變為常人政治﹕

  強人已去,中國應及時地轉入常人政治。什麼是常人政治?不用學術語言、論文的形式來解釋的話,常人政治就是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李四主持的政治。強人有他產生的歷史原因。毛鄧都是中國歷史造成的強人政治時代的強人。在他們行將離去或者已經離去的情況下,中國只能轉入常人政治。鄧以後的領導人,如果意識到了強人已去而強人政治必將隨之消失,他沒有「強人」這個基礎,他只能制定規則,到人民中去尋求新的資源做支撐,適時轉入常人政治。

  他這些看法,經《鳳凰周刊》報道,驚動了最高層,被懷疑有所指。後來這次會議受到官方興師動眾的追查,對朱厚澤先生也施加了有形或無形的壓力。

胡耀邦:可惜連累朱厚澤

  當權者為什麼對朱厚澤格外警惕?除了他的議論點到了穴位,還有更深的心理負擔?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以後,曾私下感慨,可惜連累了朱厚澤。原來胡耀邦非常欣賞朱厚澤,認為他是可擔總書記大任的人選。

  胡耀邦沒有看錯人。朱厚澤無論思想水平、行政才能、人格操守,都是難得的治國人才。但時代沒有給胡耀邦這個機會,也沒有給朱厚澤這個機會。歷史給中國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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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澤的告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