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公投與新階級鬥爭 (黃鳳祝)

英國脫歐風波,使身處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歐盟陷入了更深層次的政治危機,也在歐洲思想界引發了一場有關歐洲民主危機的大討論。脫歐選票的城鄉差異和年齡分布,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數碼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秉承矽谷意識形態,認為民主已經過時,市場和技術即可拯救社會;二是歐洲社會的低收入階層承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壓力,利益主張和政治訴求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中得不到應有的體現。
歐盟是一個從經濟組織衍生出來的政治共同體,在成立之初並不是一個民主機構。歐洲議會沒有完全獨立的立法權,所有政策皆由成員國政府首腦會議或部長會議決定。跨國資本和利益集團利用歐盟結構上的這種弱點,通過游說機制對歐盟的政治和經濟決策過程施加影響。

去獨裁是歐盟解危的出路?
在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施怢克(Wolfgang Streeck)看來,歐洲一體化正在經歷「諸神的黃昏」,脫歐公投反映了英國普通民眾對歐盟超國家民主制度的質疑,主張回歸昔日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國家民主制。施怢克指出,所謂歐洲財政危機,實際上是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一種關係危機。相對於公民的訴求,金融領域對政府的要求享有絕對優先權,這一機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工業國家的社會制度。在野蠻生長的資本主義面前,歐盟只是一部放鬆管制的機器,不會為民族國家提供保護,而是任由其被資本宰割。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施怢克的建議不切實際,在強大的全球資本面前,回歸民族國家無異於把歐洲政治拱手讓給「無節制的市場」。哈貝馬斯指出,英國脫歐公投並非跨國民主制的失敗,而是跨國民主制的缺失,只有在歐盟層面建立起一個合理與合法的民主制度,才能拯救歐洲的危機。
哈貝馬斯認為,體制問題是導致歐盟不民主的主要原因。歐盟的建立是自上而下,即通過各國政府的協商而建立的體制,歐洲議會的立法權掌握在成員國政府的手中。歐洲的技術官僚掌握權力後,發動了一場無聲的政變,從歐洲人民手中奪走了合法的權利。《里斯本條約》賦予歐洲理事會更多權力,使其成為歐洲民主的「異類」,即一個沒有得到人民授權的政治實體。哈貝馬斯指出,歐盟改革應從立法改革開始,賦予歐洲議會完整的立法權力,還政於民,減少成員國政府對歐盟立法的干預。「去獨裁」是歐盟化解危機的唯一出路。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之後,愈來愈多的歐洲政治家認識到,歐盟機構的官僚化進程必須得到遏制,以免失去更多的人心。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呼籲歐盟盡快改革,讓歐洲民眾更能參與歐盟的政治決策。哈貝馬斯指出,如果歐洲民主失敗了,不知又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恢復到今天的民主狀態。從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失敗到一九四九年重建民主制度,德國用了整整一百年的時間。
與哈貝馬斯一樣,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批評布魯塞爾方面在歐盟決策中的專制獨裁和歐盟技術官僚的惰性無為,但是兩位哲學家提出的危機解決方案大相逕庭。籠罩歐洲大陸的恐怖主義陰霾和源源不斷的難民潮,是促使英國民眾選擇脫歐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齊澤克看來,難民危機和恐怖威脅都是全球階級鬥爭的副產品,西方民主制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通過平等對話達成的共識
在新著《新階級鬥爭——逃亡與恐怖的真正原因》(Der neue Klassenkampf:Die wahren Gründe für Flucht und Terror)一書中,齊澤克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新型的國際階級鬥爭,但是長期以來,這一論題被諸如文化鬥爭、容忍和團結等議題所掩蓋。
隱藏在英國脫歐公投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失衡以及資本全球化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的碰撞。齊澤克表示,對於來自北非和中東地區的難民潮,跨國集團和西方國家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歐盟成員國政府對歐盟事務的專制獨裁也是資本全球化的產物。跨國企業通過控制全球資本,綁架了西方政府和官僚體系,所謂民主國家的技術官僚不再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官員,而是成為大企業的管家。政府和立法機構依附於利益集團,忽略了民眾的實際利益。
齊澤克指出,大企業主張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干預,是為了用其掌控的資本力量,更有效剝削工人和中小企業。新自由主義宣揚自由、人權和個人主義,結果卻是侵蝕自由貿易和民主,實現大企業對全球經濟的壟斷。西方媒體和民粹主義政黨利用歐洲民眾對失業和社會動盪的恐慌情緒,散布移民威脅論,目的是為了轉移民眾對貧富分化和勞資衝突的關注,掩蓋日趨尖銳的國際階級鬥爭。
在哈貝馬斯看來,對話是民主的重要機制,通過對話可以解決民眾、精英、官僚和政府間的衝突,達成共識。但是,哈貝馬斯忽略了一個問題:只有通過平等對話達成的共識,才是真正的共識。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導致個體在社會中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共存,其結果必然是強者規範弱者。
齊澤克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共識,所謂「共識」,始終是被資本規範的「共識」。在他看來,民主只能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出現的一種社會體制,需要依靠有社會主義熱情的政治家來實現。齊澤克所說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二十世紀初的共產主義實踐,而是一種理想,在實踐過程中需要去蕪存菁。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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