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污水」當學術!  ——致《明報月刊》編輯部的公開信 (萬之)

  傾讀貴刊今年八月號登載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今年五月在香港嶺南大學五四現代文學講座上的演講稿,感到非常驚訝。讓我驚訝的倒不是顧彬的演講內容本身,因為他的類似言論已有媒體傳播,我早有所聞,這個演講本身在我看來了無新意,並無學術價值和文學品味,而且歪曲事實,發泄私憤,惡意誹謗,是篇很有問題的文字。讓我驚訝的是《明報月刊》會刊登這樣一篇毫無學術價值和文學品味的講稿。我一向尊重《明報月刊》,把它看作是比較有學術追求和文化品味的有影響的刊物,在一個「危機」時代和一個商業化都市裏堅持至今也殊為不易,此次被顧文闖入雅堂,也許事出偶然吧。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嶺南大學該講座的主辦者用心良苦,希望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討論中有些不同的聲音,不搞一言堂。對於高行健和莫言的文學創作,也不是不可批判。我是國際筆會會員,這個作家組織最重要的宗旨就是維護言論自由,反對壓制不同意見,但是,不搞一言堂,不等於可以濫用言論自由,國際筆會憲章也明確規定:「筆會會員反對散布謊言的言論自由,反對出於政治和個人目的故意撒謊和篡改事實」(見國際筆會憲章第四條)。

「流亡」完全可以是「自願」

  顧彬此篇演講稿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出於政治和個人目的故意撒謊和篡改事實」,故意歪曲歷史,歪曲事實,散布謊言,把學術會議當作個人攻擊的場所。他再次公開否認高行健是「流亡作家」,污衊高行健出國是出於「金錢收入的考量」,是「自願」離開中國的,不是被人「強逼」的,所以高行健宣布流亡「不過是自我推銷的一種手法」。他還用德國來比照說,「德國每年也有十萬國民為了謀生而去國外,但沒有人會說他們是流亡者」。

  且不說高行健的「流亡作家」身份是否是一個學術問題,值得花費一個大學學術會議的寶貴時間來探討,值得一個文化刊物佔用大半頁篇幅來發表,即使是從學術角度來探討,根據學術界現行對「流亡」一詞規範定義,高行健的「流亡作家」身份也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而顧彬這個自稱重視語言的人在學術上就根本不及格。例如,現在學術界文學界已有過作家「自我流亡(Self-exile)」的很多討論,用這個詞在網絡上一搜索就有很多條目可查閱。就是說,「流亡」不一定被人「強逼」,也完全可以是「自願」。牛津和朗曼等比較權威的英語字典在對「Exile(即中譯流亡)」詞條的解釋中,也都定義為一個人因為政治原因「離開或被迫離開自己的本國(leave or forced to leave),這裏用「or(或)」表示兩種選擇,可以是「被迫(forced)」,但也可以不是。很多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再復、北島、楊煉、顧城、鄭義、孔捷生和蘇曉康等等,當年都沒有「被逼」出國,都可以說是「自願」離開的。現居德國的流亡詩人廖亦武,當局甚至禁止出國,想「被逼」出國都不得,更是「自願」逃離,難道因為「自願」就可以說他不是流亡作家嗎?

  定義高行健是否為「流亡作家」,最關鍵的問題當然看有無政治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當局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主要就是整肅作家和知識分子,例如作家劉賓雁和王若望都是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出黨,甚至黨的總書記胡耀邦都因為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高行健也一直在受整之列,他介紹西方現代派小說技巧的書被當作「精神污染」之一受批判,他的劇作《絕對信號》被點名批判,而《車站》被禁止公演(只允許為內部批判討論而演出),而劇作《彼岸》根本就不准公演。可以說,高行健如果當年不逃避這種政治迫害,無論寫什麼劇本都再也不能公演,他的藝術生命也就完結了。所以顧彬假惺惺地說高行健出國可惜了,好像高行健留在國內更有藝術前途,完全也是謊言。高行健認為,一個作家要自由創作,只有逃避這種政治壓迫,這種思想他在很多文章中早已有清晰的表述,而且體現在他的創作中(可參看高行健一九八九年的劇作《逃亡》)。他在國內時就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逃離北京到南方遊歷,也因為這樣才能寫出長篇小說《靈山》。後來選擇了出國,更是為了徹底擺脫政治迫害,尋找藝術創作自由的新天地,也才能創作更多更好的藝術作品。我在編輯《高行健劇作選》時寫的序言中就強調,此書我沒有收入高行健在國內的劇作,就是因為他在國內時受政治條件局限(戲劇因其藝術特性而需要經過比小說詩歌等遠為嚴格的政治審查),那些劇作都不得不做些當局要求的修改,比如加上所謂「光明的尾巴」等等。也只有他到法國之後,有了充分的創作自由,才能創作出十幾部新的戲劇作品,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成就。

  一九八九年春夏北京發生當局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六四」事件,學生與市民遭到血腥屠殺,震驚世界。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提出抗議(包括德國漢學家馬漢茂這樣有良知的漢學家)。高行健當即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表示只要中國還是極權國家就再也不回去,還立即在海外復刊的《今天》雜誌上發表了以「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劇作《逃亡》。這個劇本後來被轉載到中共作為政治批判對象而出版的書中,而作為對他的政治報復,北京當局沒收了高行健在北京的住房和其他財產,開除了他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職務,還把已自己宣布退黨的高行健再開除出黨。此後一直到今天,也禁止他的文學和戲劇著作出版和上演。

  高行健當年在中國受到政治迫害的背景,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後退黨抗議的態度,以及其作品直到今天在中國還由於政治原因而被全面禁止的情況,這些足可構成他「流亡作家」身份的政治原因,顧彬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一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且自稱一九七九年起成為高行健朋友的德國漢學家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今天嶺南大學聽他演講的年輕學子未必都知道,所以顧彬不對今天大學生講述歷史真相,故意隱瞞高行健流亡的這些政治因素,居然還會把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中國和德國混為一談,把一個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備受政治迫害而「自願」流亡的作家和那些民主制度下的德國出外謀生的經濟移民混為一談,誤導學生,其手法之拙劣,用心之險惡,令人髮指。中國古訓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把「金錢收入」(利益)說成為一個作家流亡的原因,說者本來也就是一個小人而已。

  顧彬的演講標題是「文學危機」,但沒有對中文文學做嚴肅認真的討論解析,所以沒有多少學術分量,顧彬的漢學生涯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時開始,所以文風學風倒很像中國紅衛兵批判作家的大字報,無非是扣帽子打棍子,給作家和中國文學潑污水而已。那種對當代中國文學否定一切的姿態氣勢,還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罵遍中國作家大叫「危機」而一夜暴得大名的某位文壇黑馬。而顧彬所做的很多結論,比如他說中國文學沒有「愛」,完全不值一駁。他對高行健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解說,大多沒有事實根據,道聽塗說牽強附會,缺乏邏輯。比如,顧彬斷言高行健得獎乃是因為馬悅然這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委員,他連馬悅然並非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的評委這一簡單事實都沒有搞清楚,真是非常可笑。

顧彬從未批評垃圾政治制度

  顧彬的演講還有很多問題,且先不一一駁斥。顧彬如今最有名的論點是否定中國文學成就的「垃圾論」,中文文學雖然有了高行健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舉世矚目成就,無論有人怎樣否定都無損其光輝,但我也承認中國文學的垃圾確實還很多,而我認為,文學垃圾之所以多,首先是和一個垃圾政治制度有關,但是我從來不見顧彬對這個垃圾政治制度提出「犀利」的批評。我想這是因為顧彬非常明白,如果批評那個垃圾政治制度,他就會像很多漢學家(如前文提到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一樣,拿不到去中國的簽證了。顧彬能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謀生」,來去自由,如魚得水,到處開會演講,用聳人聽聞的言論吸引媒體的關注,真「垃圾」文字也照樣拿演講費稿費,有大量「金錢收入」,其至達到了名利雙收的目的,這才是顧彬的「高明」之處。

  我寫此信只是想說,希望《明報月刊》繼續保持自己一貫的格調,別再讓污濁的文字侵入。也藉此為文學的正義作一吶喊!

  八月十五日寫於斯德哥爾摩

  (作者是定居瑞典的華裔作家、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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