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需要懺悔嗎? (蔣 泥)

  批評莫言的人說:「我對莫言的批評主要是兩件涉及到知識分子底線的道德問題:一個是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個是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說實話,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會付出什麼代價,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這就是我要強調的底線。如果莫言是一個堅定的左派,相信薄熙來是對的,至今仍相信《講話》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場,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那這樣的舉動,要麼說是幼稚,要麼說是無聊,無論是哪一種,我都稱之為一種平庸的『鄉愿』。……巴金老人晚年寫了懺悔錄《隨想錄》。他懺悔的是,在被吃之前,他也在吃人,他也參與去批判別人,他覺得他參與了作惡。巴金老人發表《隨想錄》的時候,大家都肅然起敬,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像巴金老人那樣做。但是今天你看莫言做的事情,已經沒有人有這樣的警醒。既然可以原諒莫言,也就可以原諒自己。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怎麼樣,《講話》抄了又怎麼樣,好像已經無所謂。九十年代到今天,我覺得最大的傷害就是,犬儒和價值虛無主義盛行。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劉再復、許紀霖談莫言》)

  這種意見較具代表性,是以立場正確、政治正確的姿態發言。這樣的發言似乎無可指摘,實際上也有取巧和事後諸葛亮的嫌疑。因為「唱紅打黑」那時候一窩蜂地造勢喊好,在一個真相不能及時披露、報道的語境下,莫言滿腔熱血,莫辨真偽,反證出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在先,莫言頂多是跟風發揮。

  至於莫言抄寫了《講話》,於理不通,於情可諒,因為作家出版社是莫言作品的主要出版者,他們的活動莫言理論上可以拒絕,情分上過意不去。莫言並沒有把抄寫講話當做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講話對於他的影響也不復存在,應景之書,舉手之勞,何必卻之?這應該是他當初的想法。至於它後來的反響越來越大,批評的聲浪越來越高,遠遠超過莫言的想像,應該是媒體關注、炒作之功。

  即使莫言人格可疑,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會計較,文學獎獎的是作家的作品,不是作家的人格和地位。

  那些不依不饒者卻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放大這些事情,不僅在言詞上譴責莫言,而且還鼓動大眾,跑去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大殿外的廣場上散發傳單,裸奔抗議,就好像莫言是個罪大惡極的魔頭,異口同聲,叫囂莫言必須站出來「懺悔」。

  什麼叫懺悔?

  懺悔是佛家用語,意思是悔過謝罪,請求得到諒解。「據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五之注謂,懺與悔具有不同之意義,懺,是請求原諒(輕微);悔,即自申罪狀(說罪)(嚴重)。」

  莫言有過嗎?莫言有罪嗎?莫言能和巴金比嗎?

  巴金老人之所以寫懺悔錄,是由於他在大躍進、文革期間,無視那個時代底層人的不幸、苦難,緊跟形勢,讚美大躍進、文革等,恰恰把作家最為本行的小說創作給丟了,寫過不少大批判文章,影響很壞,直接傷害過胡風等一批人,他有過有罪,需要懺悔,雖然他的懺悔並沒有觸及什麼根本的東西,和不懺悔相差不大(參見蔣泥《天才的裂變》,頁一三一—一三九,西苑出版社,二○一三)。莫言怎麼樣?他害過什麼人?寫過什麼批鬥材料?

  我們找不出。

  反倒是他本人受到栽贓,最傑出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一九九五年在雲南《大家》雜誌連載發表後,被手握「真理」的棍子們戴帽子,打翻在地,長期被禁,《大家》雜誌也受到取締之處分。

  事實上,在我推出《大師莫言》(安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一書後,許多好友來電來信,有的當面指責,說莫言不夠大師,他沒有守住底線,品性有問題,作為一個有影響的、獨立的批評家,你蔣泥怎麼可以助紂為虐……

  真叫人啼笑皆非。且不說莫言做人沒什麼問題,單就其作品而言,他始終堅守寫底層,寫貧民,揭示飢餓、逃難、無助、困苦、戰亂等普遍性重大社會問題,他的人物都像牲口一樣地過活,基本上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形象地為「公知」們倡導的,必須實現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理想,遵行普世價值,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史實支持。這樣優異的作家,難道不值得我們敬戴?

  (作者是內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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