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天垂淚如連海 (冉雲飛)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北京大興區法院無辜冤判二年半,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甚至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這不是因為我心「硬」,而是鑑於我對黑暗現實的常規判斷所致,因為違法重判良心犯,實在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司法部門的一個「優秀」傳統,而且近年來越加有跌破司法底線而濫用之趨勢。若以前只是對思想犯和政治犯不留情面打擊的話,那麼近年來,對維權人士的嚴厲打壓和胡抓亂判,也逐漸成為對良心犯懲處的一部分。如調查「五.一二」大地震中死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被重判五年,那麼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判二年半,又怎麼會讓人感到意外呢?

維穩人士才是動盪源頭

  你會說這分明是違法胡判嘛,為什麼你還不感到奇怪呢?那是因為違法胡判,已成近年來司法部門在變態維穩藉口下的一大特徵。只要為了變態維穩,他們任何荒誕的判決都可以做得出來,完全不顧外界抗議他們知法犯法。也就是說,只要為了他們的所謂維穩,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壞事做絕,決不手軟。為什麼說他們的維穩是所謂的而且是變態的呢?就以趙連海被誣判二年半為例,趙的兒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利用正當渠道反映其訴求,在法律範圍內作抗爭,但利益關聯的各方充耳不聞,推諉扯皮。不但如此,而且利益關聯的各方聯合起來,官商勾結,威脅趙連海和各位持續抗爭的「結石寶寶」家長。由於趙連海的抗爭最為堅決且持久,加之他聯合其他家長一起抗爭,關心其他許多「結石寶寶」的命運,有相當的影響力,故有關方面必欲抓之而後快,最終以莫須有的「尋釁滋事罪」將其逮捕,欲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

  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說:「那種認為衝突將不可避免的想法,可能會成為導致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換言之,那種將維穩變態化、視其無所不在的做法,本身就是維穩集團自利驅動的結果。維穩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誇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把那些用法律手段和溫和方式維權的人,描述成社會不穩定因素,從而撈取更多的維穩經費,擴展自己的尋租空間。不誇張地說,維穩已成為一些人最為快捷的致富和撈錢手段,必然最大限度刺激他們作惡的積極性。最為荒誕的結局就是,那種非常起勁的維穩機構及人士,才是這個社會的不穩定乃至動盪的一大因素。我認為那些抓捕趙連海、無良審判趙連海的人固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像審判趙連海的幾個女法官,她們沒有孩子嗎?肯定不是的。因為法院不僅還美化作惡,而且作惡還有不菲的收入,就使她們枉法起來肆無忌憚——但其上峰的胡搞和整個糟糕的制度本身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深層原因。

怕事父母必養惡政府

為自己及其他眾多受毒奶粉之害的孩子們維權,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絲毫幫助,而且正是政府為毒奶粉企業打掩護,替他們摒擋所有的批評,替他們撐腰說話,才使得毒奶粉企業更加有恃無恐,這就是為什麼毒奶粉至今仍在市場上暗湧。更為惡劣的是,政府不僅不支持民眾維權,不僅不尊重法律應有的尊嚴,還動用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來枉法違法打壓「結石寶寶」家長們正當的公民維權。一個政府不保護自己的兒童生命安全,反而打壓為自己孩子爭取權利的家長,這種雙重罪惡,世上有哪個政府曾經有過?遍查歷史,不管是德國納粹,還是意大利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斯大林政權,都不曾犯下過這樣雙重的罪惡。

但各級政府打壓受毒奶粉之害的家長正當維權的雙重罪惡,並不始至今日。由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波及的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四川中學生中展開。對這些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官方強行把他們分為四類,其中的三、四類同學不管成績多麼好,就是不能上大學。根據資料,這樣的人有約三千二百個,佔彼時四川中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此種對未成年人的迫害可謂史無前例。若說那時是以政治的形勢打壓未成年人,那麼今年便是用血鉛超標、黑磚(煤)窰、毒疫苗、毒奶粉等方式打壓未成年人。血鉛超標等本來是一些企業害人,但官方無所不在的袒護,造就官方既失職又作惡的雙重之惡。

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雙重之惡——且不說血鉛超標等方面,單說毒奶粉受害者只以衛生部公布的三十萬為例——為何反抗者如此稀少?血鉛超標等的受害者家長之反抗者為誰,我不曾聽說過,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長反抗者我也只記得易文龍,毒奶粉的我則記得趙連海、蔣亞林、郭彩虹等人,除了傳媒不予報道和我了解相對有限以外,決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其他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為人父母者的息事寧人、怯懦膽小、恐懼怕事。當只是和企業進行正當維權的時候,有許多家長還不害怕,但當政府以維穩的手段來展現其官商勾結後,許多家長就知難而退了。換言之,有許多家長基本上沒有反抗,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就自認倒楣了事。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或者不出力去保護,不去抗爭,不盡父母之責,難道這樣的父母將孩子生下來,只不過是為了給奴隸主增加一個奴隸添頭嗎?事實正是如此,許多父母生孩子下來,只不過為奴隸主增添牲口一樣的奴隸數目,為奴隸主的利益添磚加瓦。一代代下來,子子孫孫,奴隸無窮,才延續如此古怪的千年專制加現代獨裁。

《瞭望》雜誌評論道:「沒有一種犯罪比向嬰兒的犯罪更揪動人心。如果失去了對嬰兒的愛,一個物種失去的不只是文明,而是生存的底線。」一個嬰兒都保護不了的政府,它怎能為人民服務?一個自己孩子遭難都不敢出來持續抗爭的人,怎麼能為人父母?可悲的是,這樣的政府居然統治了六十一年,而這樣的「父母」亦多不勝數。面對如此黑暗的現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怕事父母,我不能不讚佩趙連海對兒子趙鵬瑞的摯愛。趙連海曾說:「別說被抓被判刑,即便屠刀架頭,或者人間消失,也無法阻擋我們為孩子追討尊嚴的勇氣和決心!不為什麼,僅僅因為我們幼小的孩子們叫我們爸爸媽媽!」趙鵬瑞是不幸的,因為毒奶粉之害;但趙鵬瑞又是幸運的,有如此愛他而敢為他及眾多患兒坐牢的父親,實在是他之大幸。中國多少父母只在為奴隸主添牲口,而你父母卻在為做個大寫的人而不懈努力,小鵬瑞的幸運是稀有的,想想都令人不勝欷歔!

義人受難,國人恥辱

大多數國人本來就健忘,甚至善忘——官員教導民眾對歷史要宜粗不宜細,傳媒號召大家既往不究——民眾都像喝了孟婆湯,頻遭無數災難,但傷疤未好就忘了痛。正因如此,邪惡當道,永無真相,也不存在和解的可能,只有積怨越來越深。更加令人感到弔詭的是,每當一個地方發生災難,在網路傳播下,民意洶洶,無法完全阻遏時,官員們並沒有認真解決問題也絕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在坑蒙拐騙之術一併用上之後,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下一個災難的到來,好轉移視線。中國缺正義缺公平,但就是不缺災難,災難頻發的好處是用一個災難掩蓋另一個災難。災難多了以後,本來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心態的民眾,逐漸麻木冷漠。事實上民眾正如官員的盤算,他們馬上忘記了那些哪怕是令人髮指的災難性事件,如使三十萬(溫家寶說三千萬)兒童受害的毒奶粉事件。如果不是官方重判為孩子權利持續抗爭的趙連海,那麼毒奶粉事件早已為許多人所淡忘。

我早就論證過「中國是個互害社會」,並進一步申說中國的制度是頭「咬人兼自噬的怪獸」。但很多人就是相信自己是一位幸運特選者,不會吃虧不會遭難,在他人受難時不出一聲,不伸出援助之手,更甚的是,有的人還幫助為惡者開脫。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人已經知道馬丁神父著名的語錄:「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但他就是相信倒楣不在自己身上降臨,寧願不做任何抗爭,當然他的結局,往往是消失得更加寂默無聲。事實上中國的災難之所以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眾不能結社、不能正常思考、不能勇敢地突破官方的諸種藩籬,樂於處於孱弱的個人原子化狀態所造就的。個人原子化不僅力量弱小,更要命的是健忘、冷漠、麻木,這種生活狀態,令專制獨裁者的統治變得輕鬆且成本低廉。

我與趙連海沒有見過面,但在網路上有過交流,對他的俠肝義膽早有所聞。他知道我雜事較多,於是在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結石寶寶」一周年到來前的一個月,就請我一定要為「結石寶寶」們寫篇文章,批評加害之企業與政府,呼籲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因此我勉力寫了篇《國家的棄兒:獻給九.一一結石寶寶周年紀念日》,盡一個知識分子的批評之責。他在網路上有時忍不住批評那些很怕事的不抗爭的受害患兒父母,不乏疾言厲色,但其關心愛護之心卻躍然「網」上,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之風。雖然我們要盡量理解每個人在自己子女受傷害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但我認為持續理性的抗爭雖然艱難,卻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是為自己的子女討回尊嚴、維護權利,亦在客觀上使更多的兒童少受傷害。如是觀之,很多父母怕事到不能幫助自己的子女,更遑論做一個合格的公民了。由怕事父母和奴隸組成的國家,當然是獨裁者的樂園,更是民眾的地獄。

我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很難想像自己的孩子如果遭遇毒奶粉之害和「五.一二」大地震豆腐渣校舍之難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但真的很敬佩趙連海的勇敢與毅力、耐心和愛心。這樣的義人受難,不僅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恥辱,亦是國家揪心的災難。面對受害兒童,我們只有悲憤地喊出「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面對受難的義人和良心犯,我們只有拿出自己的勇氣繼續堅持抗爭,直至他們獲得自由。

(作者是中國作家。)


趙連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