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事件的文化解讀  中國民族主義vs西方價值體系 (林泉忠)

  正當北京自信地展示強大的動員能力,舉國上下全力以赴籌辦奧運的時候;正當人大與政協兩會高舉「和諧社會」的旗幟,展望國家發展新方向的時候;正當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才聲言「西藏向心力空前凝聚」話音未了的時候,三月中旬西藏等藏民居住地區爆發了中南海最不願意看到的大規模動亂。

  從僧侶遊行到騷亂頻起,從西方首腦醞釀杯葛奧運開幕禮到歐美議會通過決議譴責中國,從傳遞奧運聖火受阻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再度沸揚,二〇〇八年由西藏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波愈演愈烈,北京則陷於始料未及的外交困境。

  如今中國政府所面臨的已不僅是如何妥善處理西藏社會不穩的問題,還是如何在短時間內舒緩來自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並確保八月的北京奧運順利舉行。前者耗時耗力,影響深遠;後者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筆者以為,中國所處的困境觸及了事件的兩個面向。本文嘗試從該事件的本質及其引發的效應來剖析北京所面臨的困境。

始料不及的外交困境

  西藏事件發生的本質屬民族問題的範疇,然而事件的發展卻激發了北京與西方為首的國際主流社會之間的矛盾,並造成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價值體系的再度碰撞。

  在與西方的關係上,近年來由於改革開放有成,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加,加上在反恐方面與美國合作,中國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六四」後與西方交惡的陰影。未料在北京舉辦奧運的重要年份,西藏事件卻使雙方關係倒退到了「九一一」之前的階段。

  自從傳出拉薩及其他藏區發生示威遊行及騷亂後,歐盟各國、美國、澳洲、日本,以至台灣朝野等都分別發表聲明或譴責中國政府的武力鎮壓,或呼籲北京保持克制,並不約而同地要求中國尊重西藏的文化、社會、人權及言論自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則促請中國容許西藏的和平示威,並在維持秩序時避免使用過度武力。

  在受到國內輿論壓力後,部分西方國家的首腦開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先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後有英國首相白高敦決定不出席北京奧運開幕禮,並各自表明將與達賴喇嘛會面。捷克總統克勞斯及波蘭總理圖斯克也先後表明因抗議中國鎮壓西藏示威而杯葛開幕禮。而法國總理薩爾科齊則開出視乎中國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及釋放異見人士的進程來決定是否出席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本文截稿為止,因「其他安排」表示缺席的還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英國皇儲查理斯王子、日本天皇及皇室成員、加拿大總理哈珀、斯洛伐克總理菲佐、愛沙尼亞總統伊爾韋斯,以及巴西總統盧拉等。期待北京繼續支持美國反恐政策的小布殊總統雖然曾表明願意出席,不過在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希拉里、奧巴馬與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呼籲以及國會反對聲浪的壓力下卻步,白宮表示總統不排除缺席的可能。

  除此之外,歐洲議會於四月十日以五百八十票贊成、二十四票反對和四十五票棄權通過決議,除了抨擊「中國安全部隊對西藏示威者的粗暴鎮壓」,呼籲中國「立即釋放所有和平抗議及使用言論自由合法權利的示威者,同時在聯合國主導下,對最近發生在西藏的鎮壓及動亂,進行獨立的調查」外,也促請北京與達賴喇嘛「不預設條件進行建設性對話」。與此同時,美國參眾兩院也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類似議案,內容包括要求北京讓記者進入西藏。

  儘管各國領袖並不主張全面抵制北京奧運,然而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已讓北京的外交陷於某種程度的困境,也使其想借用奧運提高國際聲望的努力受挫。明年將是達賴喇嘛出走五十年,北京承受來自歐美各國要求改善西藏人權、宗教自由,以及促使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壓力,至少將持續到明年。

中國民族主義的介入

  西藏並非主權獨立的國家,西方各國也都承認或尊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歐美各國之所以不惜與中國衝突,犧牲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除了是因近年中國的崛起引發不安,以及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對社會主義陣營不信任等心理因素外,當然與其信仰的價值體系不無關係。濫觴於歐美建立現代國家時期的「自由」與「人權」思想如今已在西方世界根深柢固,並形成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因此,時而與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發生摩擦。

  與「六四」事件發生初期不同的是,這次與西方對立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更是中國人民。基於民族利益的立場以及接收政府單方面灌輸的西藏論述,絕大部分的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均毫不含糊地站在政府的一邊。誠然,刺激中國民族主義再度沸揚的,還有外在因素。除了是西方各國與中國民族利益背道而馳的西藏立場及向中國施壓等後續動作外,值得一提的更是蒙部分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與在傳遞奧運聖火過程中「保護不力」畫面的刺激。

  本來,追究「保護不力」的責任,可以通過理性的批評來表達,「不實報道」也可以透過展示更多的客觀信息得以澄清。(雖然事件發生後中國驅逐境外記者,掌握了信息控制權,也是造成外界報道有所偏差的原因之一。)然而,從海外留學生呼籲抵制CNN等西方媒體,到國內青年在網上一呼百應地醞釀罷買法國貨,西藏事件引發的效應已形成中國民族主義與西方價值體系的另一次衝突。

  中國民族主義的介入,使中國和西方不僅在西藏問題上,也在對普世價值的認知上兩敗俱傷。一方面,歐美社會期待中國人對西藏人權的理解,將遭遇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不僅西方媒體在中國青年中的公信力受損,此一衝突也將使近年來中國展示對「自由」與「人權」理解的努力停頓,更影響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進程。

北京達蘭薩拉各說各話

  西藏事件的兩個面向中,除了事件所引發的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效應外,當然還有涉及事件本質的民族問題。

  這次在境內藏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中,其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其一,以僧人為主的示威遊行。其二,或因鎮壓示威而引發的騷亂。中國與西方在該事件上的對立,也表現在西方側重和平示威的正當性以及質疑軍警過度使用武力的必要性,而中國則強調騷亂的違法暴力行為,以及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如果爭論的焦點回到產生問題的歷史與現實因素,與中國政府及其國人沒有交集的,當然還有流亡海外的近十四萬藏人以及仍居住在藏區的眾多支持者。

  北京與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矛盾,也透過在這次事件的各說各話中進一步呈現。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基本論述是着重強調共產黨推翻了封建黑暗的農奴制,解放了苦難的百萬農奴。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更側重強調中央政府對西藏龐大的經濟支援與建設。譬如,至二〇〇七年的過去五年中,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助達九百四十七億元,農牧民的收入連續五年保持雙位數字的增長,而過去七年自治區的經濟成長率每年也高達百分之十二。

  除此之外,小學入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初中入學率也達到百分之九十點七。在衛生醫療方面,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讓全體農牧民受惠,使西藏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另外,過去二十年來政府累計投資七億多人民幣以維修寺廟、文物古迹與宗教場所。由於在各個領域的改善,西藏人均壽命由解放初期的三十五點五歲提高到如今的六十七歲。

  與中國政府強調改善西藏生活條件,提高藏民生活水準的說辭南轅北轍的,是流亡藏人對新中國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西藏文化遭受摧殘的控訴,以及對藏區生態受到破壞的擔憂。尕藏加的《中國西藏基本情況叢書——西藏宗教》所引用的數據也揭示了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藏時,全藏區共有寺院四千五百七十三座,僧尼人數達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名,而六年後的一九六五年,只剩下寺院五百五十三座,僧尼六千九百一十三名的變遷。經過十年文革的浩劫,藏傳佛教更遭遇毀滅性的災難,寺院的數量也降到十位數。改革開放後佛教在西藏雖然得以休養生息,但政府對藏區的宗教管理仍十分嚴格。除了限制僧人數量外,近年仍有要求僧人書面表示擁護共產黨,並譴責達賴喇嘛的做法。

  使藏人產生不滿情緒的還包括大批漢人的擁入。近年每年約有五萬移民進入拉薩,達蘭薩拉方面稱漢人在拉薩人口的比率已高出藏人。另外,過去半個世紀由於大量採礦與伐木,藏區的生態環境已遭受破壞,許多藏人也擔憂青藏鐵路開通後,移民與遊客的大量擁進會進一步使西藏的文化與生態環境惡化。另外,近年來每年都有超過兩千名藏人冒着生命危險,逃離西藏。

  如上所示,北京與達蘭薩拉的說辭並無交集。不僅如此,留學歐美的數十萬中國學生與流亡該地區的數萬藏人之間也缺乏健康的交流。如今中國民族主義首次因西藏問題而高漲,將使尋求解決問題的難度大幅增加。

北京與達賴應直接對話

  這次北京處理西藏事件遇上瓶頸,顯示北京過去近半世紀以來對西藏的治理矛盾重重,也突顯了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杜絕流亡藏人拓展活動空間的策略失敗。然而,危機也是轉機。相對於達蘭薩拉,處於絕對優勢的北京如何化險為夷,面臨考驗。

  在對藏政策的反思上,北京當可在事件中認識到過去單憑經濟環境的改善,並不足使藏人歸心。如何建構制訂治藏政策的新方向,在在需要新的思維。當務之急,或可考慮適當放鬆近年來日趨嚴密的宗教管理,以舒緩目前僧人的不滿情緒。而重新貼近藏人,虛心地去理解藏人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與文化價值,並通過政策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則是長遠之道。

  在配合此項長遠工程的同時,基於過去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策略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成為維繫藏人離心力的重要因素,也應重新思考對達賴喇嘛的定位。溫家寶總理在事件發生後,於三月三十日訪問老撾時,提到期待達賴喇嘛運用其影響力,以阻止西藏繼續有暴力活動。這無疑是正面的信息,然而這種新信息是否反映今後的政策方向,有待進一步觀察。令人不安的是,西藏當地的黨政部門在事件後,展開了針對達賴喇嘛的新一輪批判運動,運動中更搬出了文革時期的語言。譬如,坐上西藏第一把交椅的區委書記張慶黎就先於三月二十日口出惡言稱「達賴是一隻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而《西藏日報》在翌日刊登的題為《達賴:人面獸心的豺狼》的評論員文章中,更叫囂﹕「達賴這個口蜜腹劍的佛門敗類、人面獸心的瘋狂暴徒!」

  問題是,如此對達賴喇嘛的描繪,似乎沒有在國際輿論中產生任何影響,並與因主張非暴力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擁有的崇高威望形成強烈對比。這也是在這起西藏事件中,達賴喇嘛與流亡海外的藏人獲得西方社會廣泛支持的背景。

  誠然,流亡境外的藏人社區也非鐵板一塊。達賴喇嘛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就放棄獨立的訴求,堅持主張自治及非暴力抗爭的「中間道路」。然而,流亡藏人中擁有三萬五千多名會員,在四十多個國家設有分會的最大團體西藏青年大會雖然不改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尊重,卻堅持獨立的主張,並且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可以預見,照此下去,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國將可能面臨在西藏問題上更為複雜與更難控制的局面。

  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北京能乘達賴喇嘛健在,開啓與達賴直接的對話與談判,尋求與包括境外十四萬流亡藏人在內的民族和解之路,才有可能開創藏區長治久安的新局面。

(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