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及問責平台日益政治化(張炳良)

  港英時代民主欠奉,香港市民惟有依賴自由與法治防止官僚濫權及政治操縱。而民間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逐漸形成壓力團體政治,也發揮了一定的抗衡當權者的作用,並驅使港英政府逐步鞏固其諮詢式吸納性管治的體制。

  回歸後,香港政制發展裹足不前,民主受限,港人只好繼續依賴自由、法治及民間社會壓力制約非民選產生的、只向北看的特區政府。儘管立法會議席並非全部普選,且權力有限,但民眾仍樂於運用選票抗衡政府,並因勢利導,借董建華引進之高官問責制啟動成為民所用的問責平台。政制若不全面民主化,以產生具民眾信任及認受的政府,則政府只有受監督抗衡的份兒,而無主導民情、動員社會的能力。這個基本格局,解釋了為何言論及問責平台近年在香港日受重視並日益政治化。

  商業電台最近終止與名嘴鄭經翰的合約,又聲言以理性取代感性為未來時事評論節目的新路線,令立足香港十年、見證「九七」過渡並充分彰顯「電台力量」的《風波裡的茶杯》刮起風暴。《風波》事件發展至多位名嘴「封咪」及商台高層大整頓,商台被指責轉軚,反映出複雜的路線矛盾與辦公室政治,當中全部內情,公眾可能永不知曉。但姑勿論真相如何,事件中的最大輸家,除商台外,便是香港的言論平台了。故連日來不少聽眾紛紛批評商台,各方評論均擔心言論自由的空間是否急速收窄。

  言論自由的特質是﹕無論實情怎樣,只要人們感到空間縮小、自我調整,則自我應驗的預言便產生效應。短期而言,言論平台或會進一步見證激情、悲情、憂慮與政治角力的交叉發酵,事情不會因名嘴

  「封咪」而平息。在面對調整壓力及人們焦躁以至捕風捉影的情緒下,言論平台攻防戰的好戲還在後頭。

  民間社會抗衡監督政府之戰,既立足於媒體與街頭(如去年及今年的「七一」大遊行),也透過議會進行,這可分為兩方面。首先,選民雖然無權選舉特首及決定政府班子成員,而立法會也無法藉不信任票要特首或高官下台,可是不滿政府的選民卻完全可以用選票懲罰保皇黨,削弱政府在立法會中的支持力,並把反對派保送入局,進一步制衡政府。這種迂迴的手法固然會令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緊張混亂,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政府順應民情,產生間接問責的效果,而這也是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值得注視之處。

  此外,問責制推行以來,已有三位司局長請辭,雖然各人公開原因不一,但肯定存在民情壓力及因問責制官員不再屬公務員而失去文官永久職業保障之因素。而且,今年七月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辭職,更是直接承擔政治責任,遂於有意無意之間確立了問責平台的威力,成為民主政制的代替品。若民情與議會反對派達致經常性互動,把壓力無限發酵,則問責平台對特區政府的制約真是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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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台最近終止與名嘴鄭經翰(左)的合約,惹來一場大風波。圖為鄭經翰與商台董事俞琤出席《風波裡的茶杯》節目(李紹昌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