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世事的真相 (潘耀明)

  讀了本期《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父親舒蕪》①,令人喟歎。

  在中國大陸歷次的運動中,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其中發生在五十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便是一起株連廣泛的所謂「偏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整治知識分子大案。

  胡風案平反後,成為千夫所指的、牽涉到當年「告密」的個別知識分子,其中「七月詩人」、文藝評論家舒蕪是其中一位。

  「告密」是中國文化生態衍生出來的怪胎。

  因為「告密」在極端的社會,是一個生存之道,甚至是一個表忠的行徑。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知識分子已被塑造成「黨的馴服工具」,連具有睿智的獨立知識分子李慎之也不得不承認,「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事無不可對黨言嘛!我們當年還不都是一樣?」②

  知識分子往往是天真的,國民黨的腐化、顢頇,革命的延安窰洞成為其嚮往的明燈,此後八路軍嚴明的軍紀、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都使到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老百姓心悅誠服,正如舒蕪所說的:「……最明顯的,解放只幾年,土匪肅清了,烟館取締了,妓女沒有了,這一社會頑疾只有共產黨能治,那個巨大的變化,我們都是真心擁護。」③

  毛澤東取得政權後,改變初衷,並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對《明史》及朱元璋素有研究的他,與朱元璋一樣,對知識分子採取一貫的敵視態度。

  從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以至解放後的反右、文革……,知識分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當年朱元璋對文化人深痛惡絕,誅殺了不少大儒,對「文生」——國子監的學生,更立下嚴厲的禁例,第一條便是「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④

  換言之,知識分子離官府越遠越好,更不得干政:「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⑤更有甚之,把知識分子貶為下三濫人物:「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⑥,都可以上書議論朝政得失,各級官府不得阻攔,惟生員不許。

  在內地過去歷次運動中,知識分子一直被冷遇,被視為「臭老九」。最後連帶曾被毛澤東一度目為明朝敢言直諫的「左派海瑞」與「現代海瑞」——彭德懷及《海瑞罷官》新編歷史劇作者吳晗,一塊被打落十八層地獄。

  想起翻譯家馮亦代一篇文章,如實地寫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欷歔:

  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着的梵高的《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着大人腔說話,接着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如今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裏來兜個圈。……我又想到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⑦

  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真和苦難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梵高則是缺乏伯樂年代的產物。他們的共同命運是沒有好下場,梵高死後名聲大噪,彰顯他的藝術造詣和價值,中國知識分子熬過浩劫後的今天,除了恢復名譽外,真正的價值在哪裏?「左派的海瑞」變成「右派的海瑞」不過是人為的戲法,歷史上海瑞的真貌才重要,正如魯迅推許曹雪芹的《紅樓夢》說的:「敢於實寫,說出世事的真相。」⑧到底在極端的社會,有多少人能「說出世事的真相」?!

  注:

  ①②③方竹,本刊二○一五年三月號

  ④⑤《大明會典卷.七十八》

  ⑥《經世文編卷.三百七十二》

  ⑦馮亦代:《向日葵》

  ⑧魯迅:《看中國小說中的「大團圓」》

 

(作者是本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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