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的「道」 (潘耀明)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時,我正在重讀朱光潛的《文學與人生》。從上述援引朱光潛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字可以窺見,朱光潛談到「美的作品」的標準,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不管是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Orhan Pamuk),還是去年得主品特(Harold Pinter)、二○○○年得主高行健,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性,也就是對於人生世相的獨到的新鮮感和與此相適應的新鮮表現手法。

  瑞典學院對帕穆克獲獎作品的評語是:「他的作品在尋找故鄉的憂鬱靈魂時,發現了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象徵。」瑞典學院公布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獲獎的理由是,「他在戲劇中揭露了隱伏在日常侃談之下的險境,並直搗壓抑的禁閉室」。瑞典學院表彰高行健的作品時有這樣的評語:「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每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爭議,其中不少論者悻悻不平的是,為什麼會是他(她)得獎,他(她)又不是最好的作家,比他(她)好的作家多的是。誠然,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和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和作品,但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他們的作品都有其獨創性,即是朱光潛所說的「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這種新鮮的觀感可以泛指表現手法的突破,也可指對寫作題材及內容的新探索。

  以本屆帕穆克作品為例,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紅》也引起不少的評議,我比較認同內地書評人何平的觀點:「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紅》是一部好小說,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書中牽涉到的歷史、宗教、美術史知識非常多,看起來很累,比較難理解。書的信息量太豐富了,很多知識和普通讀者距離很遠,這樣的小說需要加注才能看懂,但很多細節處理得很有意思。」(1)

  帕穆克的作品並不好讀,信息量卻很豐富,特別是他對敘述視角的頻繁轉換,可視為他對創作的追求和探索。這正若合了朱光潛對「美的作品」的要求。

  談到諾貝爾文學獎,不少人對它又恨又愛。恨的原因,是由愛而不被愛的——單戀情意結產生的。中國人罵諾貝爾文學獎罵得最兇,罵了大半個世紀,主要也是由忌生恨的緣故。好比較早時指摘瑞典學院的袞袞諸公漠視了具五千年歷史泱泱大國的華文作家,但是,一旦二千年華人作家高行健獲獎,內地官員和一些搖筆桿的人,又不認同高行健的文學地位,而且妄加針砭,令人啼笑皆非。

  毋庸置疑,諾貝爾文學獎也有它的局限,評審委員也有偏頗的地方,最明顯的例子是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的獲獎,他原來是被提名多屆的獲獎人,但因個別評審委員對他有成見,聶魯達在老弱多病的晚年才得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一定是文學成就最高者——文學成就的高低,最難定評,如果把諾貝爾文學獎僅視作一項文學榮譽,則心態會平和得多。

  還有,中國古代往往有「文以載道」的說法,沿襲到今,這種觀念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朱光潛老早就為文學下了一個很好的定義:「文學沒有義務要變成勸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頭講章。如果釋『道』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學就決不能離開『道』,『道』就是文學的真實性。志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根本不是兩回事,哲學科學所談的是『道』,文藝所談的仍然是『道』,所不同者哲學科學的道是抽象的,是從人生世相中抽繹出來的,好比從鹽水中所提出來的鹽;文藝的道是具體的,是含蘊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鹽溶於水,飲者知鹹,卻不辨何者為鹽,何者為水。」

  文學的「道」原本是沒有功利成份的,它只是作者的真實生活體驗或真實思想的寫照,只要可讀性高,能感染讀者、引起共鳴,便是好作品,作者沒有解釋作品題旨的義務。

注﹕(1)上海《新聞午報》,二○○六年十月十三日。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