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主義(王培元)

  其實,時下叫得震天響的「走出去」,也並不是新鮮玩意兒,幾十年前就有了;不過,那會兒魯迅的說法,叫做:「送去主義」。

  魯迅說,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而魯迅的主張是:「拿來主義」。他認為,「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

  想不到,時間過了六七十年,即世事大變,隨着「Made in China」的衣褲、鞋帽、玩具等遍布全球,中國遊客成群結隊擁向巴黎倫敦羅馬紐約東京,就一股腦兒地什麼都是「走出去主義」了。其他姑且不論,單就文藝、教育、出版來說,近年來就有男女演藝明星粉墨登場,紛紛踏上了維也納金色大廳的舞台;電視學者講經圖書的版權賣到歐美,賺足了美金歐元;各路人馬跨出國門,「孔子學院」的牌子掛到了世界各個角落;連坊間也制訂了龐大的「走出去」戰略規劃,雄心勃勃,要改變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不均衡的巨大逆差……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世紀的預言,莫非真的已成為現實?是不是應該先仔細看看,「走出去」以後,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據旅美華裔作家克里斯托 夫.金撰文披露,二○○八年,中國著名小品大師、CCTV春晚的台柱趙本山率團訪美,一路志滿意得、威風凜凜。不承想,在國內廣受青睞、大紅大紫的「本山大叔」,在大洋彼岸卻遭遇了滑鐵盧,演出內容與格調受到質疑不說,甚至還背上了「侮辱殘疾人」的罪名,竟有一個美國觀眾,在一隻漂亮的包裝盒裏,放進一團手紙,散場之後,丟棄在空蕩蕩的觀眾席上,以表示不滿和抗議。(克里斯托夫.金《反思中國——我們做錯了什麼》)

還是要堅持「拿來」

  無疑,「拿來」與「送去」,是文化交流溝通的兩種不同取向。真正能夠「拿來」與「送去」的,當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好東西。

  自然,「拿來」或是「送去」,有「予」與「取」之別、主動與被動之分。不能說「予」的東西都不好,但大抵是被動接受的,恐怕也是不爭的事實。恰如魯迅所說,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也對洋貨感到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人家「予」的、「送來」的,而不是我們「拿來」的緣故。所以,魯迅才主張:「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其實,我們的先人並沒有後來的小家子氣,看看《唐代的外來文明》(愛德華.謝弗著)一書,便知道唐人從西域拿來了多少中夏沒有的很有用的東西。沒有毫無介懷、將彼俘來的「拿來」,怎麼會有閎放的漢唐氣魄?

  只是到了後來,吃盡了苦頭,才又不得不重拾「拿來」。鴉片戰爭後,我們「拿來」過「船堅炮利」;辛亥革命,又拿來過「共和」、「立憲」;五四運動,再拿來「德先生」、「賽先生」。正因為從外國不斷「拿來」中國文化內部沒有的有用的好東西,我們這個世界東方的封閉停滯的老大帝國,才跌跌撞撞、步履蹣跚地走到今天。

  實行從域外大膽「拿來」的前輩先烈,堪稱盜取「天火」的英雄,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真可謂功德無量。沒有這一系列「拿來」,就沒有現在的中華民族,沒有現在的大陸和台灣。武昌起義至今已經一個世紀,海峽兩岸都剛剛搞過辛亥革命百年慶典,或許應該追問的是:革命先烈的祈望和憧憬,我們究竟實現了多少?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我們究竟真正落實了多少?

  鑑於此,恐怕現在當務之急,還是要繼續堅持「拿來」,先暫且不要「急急如律令」地「送出去」。其實,漢唐早就曾「送出去」過的,那是把女子送給異族去作「贄敬」。

「被產業化的文化留在家裏好些」

  從歷史上看,外國大都是主動動手來「拿」我們的好東西。日本的留學生、遣唐使從我們這裏,就拿走了不少好東西,但他們卻像魯迅所說,並不拿太監和小腳。歐洲呢,眾所周知,拿走過我們常用來看風水的指南針、做鞭炮的火藥,以及印刷術等,促進了工業革命的勃興。萊布尼茨、歌德、康德、赫爾德、謝林等西方大學者,也都曾關注、介紹過中國文化。

  梅蘭芳一九二九年的赴美演出,至今提起來,仍為人們所稱道不已,以為是「走出去」的先鋒、前哨和尖兵,邁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步云云;然而,很不幸,那實際上也並非主動「送去」,而是人家主動「拿來」的。邀請梅蘭芳訪美的,正是美國公使芮恩施(參見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

  不妨再回顧一下,大明天子派遣的鄭和遠洋船隊,也恐怕是早就「走出去」的一個「猗歟盛哉」的戰例吧,似乎前不久還拍過一部肥皂劇的。然而,龍旗獵獵,出去兜了一大圈,又轉了回來,最終還是關起門來,自居「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華夏天下第一。然而,在馬克思所謂現代「世界體系」的舞台上,終究還是沒有咱中國人的份兒。

  假若算計起來,近幾百年來,在「走出去」上,咱們尚嫌底氣有些不足,硬要撑門面充數的話,那麼,迄今為止,難以準確統計的攜巨款外逃的貪官,算不算是二三十年以來「走出去」的最足以驕人傲世的成就呢?怕是很難回答吧。

  在談到自古以來的「東學西漸」時,曾有教授學者說過:「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只好送出去了」,聽上去,似乎頗有些委屈、無奈的意味。不過,竊以為,當務之急,不妨先弄清楚,「走出去」的結果到底怎樣。上文提到的咱們小品大師在美國敗走麥城的遭遇,不知是否算是透露了一點頗有參照價值的消息。

  克里斯托夫.金在前述文章中還指出:「文化走出國門之前,要站在別人的牆外看看,人家是否能夠接受你的文化。一個被產業化的文化,如果精神已變質,還是留在家裏好些。」

  或許,有人會覺得刺耳,但對於怎樣「走出去」、如何「走」得好,這的確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和切實的忠告。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首善之區之蝸牛廬

  (作者是內地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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