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 (余英時)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託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他們已從台北遷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間去探望他們。

去「九龍」探親
我後來才從父親口中聽到他們為什麼沒有在台灣定居的原因。原來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灣的情勢非常混亂,甚至國際地位也不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遲至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才根據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正式聲明台灣歸還中國。但是他又說,台灣未來在中國內戰中究將誰屬,美國則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一八九三—一九七一)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更聲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線不包括台灣在內。所以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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