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丹放的「屁」管用 (潘耀明)

  我的手拾起一塊石頭。

  我聽見一個聲音在裏面吼﹕

  不要惹我,

  我到這裏來躲一躲。(1)

  這是已逝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遺下的一首小詩,題目是《文化大革命》。安格爾是美國華裔小說家聶華苓的夫婿,他生前曾於一九七八年內地剛開放的時候,與聶華苓聯袂到中國好幾個城市遊歷,與許多文革劫後餘生的作家、畫家和文化人相會。這些與會者都是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從死亡關熬過來的。至於他們想見而見不着的另一大批文化精英,在文革期間早已成了毛澤東、「四人幫」、造反派以裁贓嫁禍的莫須有罪名迫害致死的冤魂。

  對一個第一次踏足中國的美國詩人,耳聞目睹的都是知識分子被慘無人道地逼迫的血淚斑斑的故事,安格爾在一掬同情淚之餘,憤慨莫名地寫了這首詩。在知識分子像過街老鼠的年代,在「四人幫」爪牙遍布、造反派圍剿下,中國的文化精英陷於四面楚歌,無處可逃。詩人忽發奇想﹕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躲到石頭裏,也許可以避過此劫。這是極大的諷刺,令人低迴不已。

  走筆至此,我想起中國著名演員趙丹。趙丹自幼便與表演藝術結下深深的因緣。趙丹從小就有表演天才,他在南通讀中學時,就與顧而已、朱今明、錢千里等小夥伴組織了「小小劇社」,演出「文明戲」。一九三二年秋天,他參加了左翼劇聯,從事話劇和電影事業。「八一三」後,他參加抗日救亡演劇隊,熱情積極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一生共參與拍攝了三十八部影片,還演出、編導了幾十套話劇,其中《為了和平》、《李時珍》、《海魂》、《聶耳》、《林則徐》、《烈火中永生》、《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等影片均在國際上獲獎。

  一個熱愛祖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國際上享有殊榮的名演員,卻受到長期的政治迫害,從批他主演的《武訓傳》開始,到文革被關入監獄五年,耗去了趙丹大半生寶貴生命。趙丹是直到中國開放後才獲得平反的。平反不到兩年即一九七九年六月,趙丹被北京醫院診斷患了胰腺癌。當黨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去探望他時,他含淚地說﹕「粉碎『四人幫』後,我還沒有拍過一部電影,我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啊﹗」(2)在這之後,手臂上插着點滴的趙丹,鼓其生命的餘勇,與中共中央領導人胡喬木進行了一次長談,主要內容如下﹕

  趙丹認為,加強或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指黨對文藝政策的掌握和落實,具體地說,就是黨如何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試問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生活鬥爭——歷史的進程,產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個時代的藝術家、理論家,「各領風騷數百年」。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點來說,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

  趙丹說,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成為鐵板釘釘的制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3)

  趙丹的遺言是值得三思的。中共建政後,許多作家寫不出作品,一場文革,無數知識分子精英被迫害,主要是中共把文藝抓得太緊、管得太具體。趙丹的臨終遺言,不啻是肺腑之言,擲地有聲。巴金在一篇以《沒什麼可怕的了》為題的文章,公開宣示他贊同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4)

  遺憾的是,據說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聽到關於趙丹遺言的匯報之後,竟說趙丹臨走放了一個屁。其實,趙丹這個「屁」

  是放到節骨眼上,太管用了﹗不可與一般之「屁用」同日而語。正因為鄧小平及中共領導人沒有認識到趙丹所放的「屁」的重要性,才有文革的後遺症,間接導致「八九」學生運動、「六四」

血腥鎮壓事件。

  遺憾的是,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對趙丹遺言採取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做法,對文藝仍然死抓不放,更不敢揭文革的瘡疤,不汲取文革的教訓,其後果堪虞。巴金一再警戒﹕

  「中國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假以時日,「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5)。

  文革已過去三十年,為防歷史重演,現在是值得深刻反省的時候了,這也是我們組織《血色的歲月──文革四十年祭》的旨意。

注﹕

(1)保羅.安格爾﹕《中國的印象》,香港三聯書店

(2)(3)倪振良﹕《趙丹傳》,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4)(5)巴金﹕《隨想錄.探索集》,香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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