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哈貝馬斯看歐洲問題 (曾瑞明)

希臘債務危機、敘利亞難民潮和巴黎恐怖襲擊,都似在挑戰歐盟的制度和精神。歐洲各國發展程度不同、文化不同,如何能以一個整體去面對個別成員國的難題,而又能處理共同的問題?就以敘利亞難民擁入歐洲為例,歐盟如何能調和不同國家對自由移動的看法?德國認為自由移動對歐盟經濟有利,但匈牙利、瑞典,還有法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右翼政黨卻因他們的反移民政策為他們贏取選票,因為民眾都懼怕移民會侵害他們的利益。

我們不禁要問,歐盟如何可能尋得共識?即使歐盟的決定由民主制度產生,又是否能凌駕「民主國家」的決定?

另一方面,一些歐洲國家如匈牙利更認為以「基督徒」為主的歐盟,不應接受來自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穆斯林國家的難民。加上伊斯蘭國對法國作恐襲,一些人就將穆斯林等同為危害歐洲價值的名詞。右翼分子說不歡迎穆斯林國家難民,但已居住在歐洲的穆斯林人又怎樣?歐盟該如何持守對不同宗教的態度?

歐盟是否已經「窮途末路」,實驗終結?我們不如重讀歐盟「大好友」尤爾根.哈貝馬斯的著作,才作一個較經深思的結論吧。

從厚的文化認同支持薄的程序公正

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一直提倡歐盟應擔當「後民族國家」的角色,去應對歐洲問題。這多少有「世界主義」的性格。哈貝馬斯相信歐盟的成立,會產生一個歐洲身份,讓處於不同成員國的國民能超越自己國家的界限,去應對歐洲的共同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歐洲人有兩個視點,一是作為一國國民的角度;一是作為歐洲人,即歐盟成員的角度。但這兩個角度會不會有所衝突?哈貝馬斯不會天真得以為兩個角度永遠和諧,但他認為歐盟的建立,應視作人們自由的伸展,也是民主的深化。如果有謂「歐洲事務」,但「我」卻不能作任何參與、討論和投票,這豈非違反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所以,如果我們有多一個跨國家的平台參與,確實是令我們的自由和自主性增加,這或許把國民與歐洲人的身份對立來得重要。

在最近出版的《技術專家政治的引誘》(The Lure of Technocracy),哈貝馬斯就高呼歐盟並不只是避免二戰再發生的一個憲制性的計劃。它也不只是用來處理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參與的平台。他認為一種歐洲共同體的文化身份會透過實踐而建立,人們不會只著眼於自己國家利益。雖然國家仍擁有合法性壟斷去使用暴力,但是它已受歐盟法律凌駕,監管它的人權保障。這好像一個聯邦國,成員都受聯邦法律管治。哈貝馬斯相信歐洲人會以個體的形式,學懂將主權共享,去和不同國家的人共商各項事務,共同立法。在這意義下,哈貝馬斯心目中的歐盟並不是談國與國之間的國際事務,而是每個人都在同一天空下的世界主義。但是,事實是人們仍頗受民族、國家的框架影響。民族、國家利益往往仍凌駕人權、平等的價值。哈貝馬斯何以有信心這種全球主義能衝破萬難呢?他的信心似乎源自於他對歐洲身份的確認。

但這歐洲身份是如何建立的?首先,哈貝馬斯認為歐洲有政教分離的傳統。第二,歐洲對福利國家有相當正面的共識。第三,歐洲有追求正義的傳統,而非只追求個人滿足。

但這些觀點都不算很有說服力。政教分離在美國不是更顯著嗎?即使法國的政教分離或許比較明顯,無宗教信仰者在歐洲裏佔最大比例,亦比美國為高。但中歐是否有以上所說的共同特徵?哈貝馬斯有沒有受自己的德國經驗影響和從西歐角度出發,誇大了歐洲的共同性?

哈貝馬斯特別訴諸歷史經驗。他認為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令「歐洲人」有一跨國家機構的需要。殖民經驗則令歐洲人有既是勝利者但同時也是負罪者的角色。極權主義管治則令歐洲人特別注意人權的保障。

哈貝馬斯努力做的,就是營造有一共同的歐洲歷史文化背景。不過,即使不對這些說法挑戰,我們也未必能從這些背景就導出一個共同身份來,就算有一共同身份,而且其他因素都會令這身份削弱。香港與中國共同分享的文化背景甚多,但最近的「中港矛盾」令部分港人對中國人身份作質疑,何況有相當不同文化背景、經濟水平的歐洲國家?而且,哈貝馬斯想從「厚」的文化認同來支持「薄」的程序公正,兩者看來並不對稱。

從世俗與宗教的理由中學習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針對回教徒的言論,聲言自己如果當選總統,會禁止回教徒入境,包括移民和旅遊,歐洲右翼也散播類似排外和反移民的言論。哈貝馬斯在其《歐洲︰搖晃不穩的計劃》(Europe: The Faltering Project)一書,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後世俗社會」(post-secular society)。意思是即使宗教在政治退隱,但宗教在公共領域和個人生活的影響力仍相當重要。宗教人士在公共領域佔一席位,宗教團體在將來仍會在這「世俗化」社會環境存在。即使沒有傳媒報道恐怖分子活動,歐洲人仍會注意到宗教衝突每天在發生。而宗教人士在不同議題如生物科技、動物保護和氣候變化的輿論都有重要的影響。再加上難民和外籍工人來到歐洲工作,都令歐洲人真切地感受到多元的文化。
哈貝馬斯特別強調人們能有兩個觀點看問題,一是世俗的理由,一是宗教的理由,從兩個角度互相學習。哈貝馬斯不反對國家和政府應對宗教保持中立,但是反對將宗教理由排拒於公共討論中。他認為即使非宗教人士都抱持現代的科學世界觀,但也應直面宗教人士,聆聽他們發自內心的看法和世界觀,從中學習。當然,宗教人士亦應學懂以公民身份發言和思考。

在這篇短文我不討論哈貝馬斯這看法的利弊。我們要著眼的反而是現在的討論是如何「倒退」。是否拒絕新移民的所謂「議題」其實將如何和不同宗教的人該如何生活的問題掩蓋,表面排外而最終只會內耗。

歐洲問題看似只是歐洲的問題,但其實歐洲是現代全球管治的試驗場。這個實驗雖然艱辛,但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倒退。理由是,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在一個國家裏,也沒有「相同」的國民,而必須學懂多元文化並存。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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