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跨越百年的思考:五四運動給香港的啟示(鄭宏泰、尹寶珊)

不少人把佔領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提並論,認為前者亦是「一場文化運動」,是「繼承了五四青年建設民主的現代中國的夢想」,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真普選」的精神,與五四運動一脈相承。藉着五四運動百周年的日子,本文試從國人前赴後繼尋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之道的角度,就佔領運動和香港前路,作一粗淺探討。

從弱國無外交說起
眾所周知,爆發五四運動的核心因素是弱國無外交,遭人欺侮—儘管中國是戰勝國的一員,在巴黎和會提出收回租界一事時,卻因觸及列強的既得利益被置若罔聞,甚至將德國在華權益轉交日本,因而激起國人尤其年輕學子的怒憤。除上街示威外,他們更上下求索,尋求強國富民之道。千里之外的香港市民亦敵愾同仇,走上街頭、罷買日貨,以示抗議。
謀求國富民強、民族復興,到底該寄望全盤西化,抑或按自身情況進行折衷變革,一直是五四運動,乃至百多年來各種社會改革的爭辯焦點;而香港既是中國國力盛衰的見證,其成功亦建基於人文薈萃、通權達變,彼此實可相互借鑑。
要而言之,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城下之盟與割讓香港,標誌着大清帝國走向衰落,歐美則被視為楷模,乃學習對象。在謀求中興的變革中,士大夫師法強國,但考慮到自身歷史與文化底蘊,乃採取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法。惟因未能解決深層次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以失敗告終,同時更被師法西洋、進行更全面變革的日本比了下去。甲午戰爭敗北促使更多國人主張更徹底的西化變革,戊戌維新正是呼應這種訴求,骨幹成員由光緒皇帝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是風華正茂,運動同樣因捲入政治鬥爭而夭折。由於國力衰敗頹勢不止,西化運動又未竟其功,社會隨後湧現一股不反躬自省、且求諸怪力亂神的盲動力量,爆發了煽動民粹主義的義和團運動,高呼「扶清滅洋」,結果招來八國聯軍的攻伐與連串城下之盟。
為挽狂瀾,清廷倉卒推行晚清新政。此時朝廷上下、新舊精英對西洋文化已一坐盡傾,出現「唯泰西是效」的意識。這股提倡揚棄中國文化、推行全盤西化的思潮,甚至主張「廢除漢文」,代之以「萬國新語」,可見當時社會正瀰漫強烈的文化自卑感。這場晚清新政亦如戊戌維新一樣,推行不久即在炮火中劃上句號。

兩岸分道揚鑣後的西化情況
推翻滿清創立中華民國,為無數國人重燃希望。然而,這種新形勢極其短暫,袁世凱復辟稱帝,令年輕精英再度幻滅,對根深柢固的封建思想尤其痛恨,如陳獨秀便出版《新青年》,高呼受傳統文化荼毒未深的年輕世代學習新思想、新價值、新知識,期盼社會藉「新陳代謝」而脫胎換骨。
在歷次變革無功、國家仍陷水深火熱的時代,經歷文化醒覺的熱血青年,在社會運動中身先士卒,熱切向全面西化靠攏,實不難理解。當然,那時亦有學者如辜鴻銘、梁漱溟等堅持因應中國文化與傳統,進行敦本務實的變革,統稱折衷變革,惟這種觀點在家國瀕亡之際難免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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