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抗爭(曾瑞明)

在公正、和平的社會,我們的政治責任就是守法和投票。但在一個不正義的社會、欠合法性的政權籠罩下,我們是否有更大的責任去抵抗?現於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任教的女哲學家坎迪絲.德爾馬斯(Candice Delmas)在其二○一八年出版的著作《反抗的責任──當抗命必須是不文明》(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指出,我們有道德責任去抵抗不義,而這道德責任可以包括違反法律,使用武力,甚至暴力─這看法當然十分危險,一方面激進抗爭者不容易抵受因為打壓大,行動就可以升級的引誘;另一方面「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者則無可避免地不只接受視覺上挑戰道德底線,更要思考應否割席的問題。本文藉助學術著作分析和思考,或比單純表態更加珍貴。
二○○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最終亦令條例放下至今,開啟了香港人「和理非」的政治參與和信念。然而香港的政治體制並未有大改進,在二○一四年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運動裏,主辦者已開始質疑示威遊行的作用,故提倡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他們的看法是羅爾斯式(Rawlsian)的,即政府或當權者違反了一些重大的基本自由,並且在和平示威、溝通對話失敗後,公民抗命才是最後使用的方法,目的是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讓他們受到抗命者的良心感動。公民抗命的人大體地相信法治和法律,會自願接受拘捕,以及法庭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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