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怎麼說,現在還怎麼說(戴晴)

  一九八九年「六四」清晨,在學生們已撤到六部口時,坦克居然追在後邊輾壓。我得知這消息時,正好有外國通訊社打電話進來,當即宣布退出中共,並於緊接着的第一個工作日,到我任職的《光明日報》(也是黨支部所在地)交上退黨申請。支部口頭挽留,但我堅持,遂上報黨委除名。這年年底,我在監獄裡從廣播中聽到中共鄭重公布的對我的開除。依照黨章,對黨員的開除必須向本人宣布。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反問那宣布者﹕「開除戴晴﹖可她在一九八九年初夏已履行手續退出了,難道貴黨開除非黨員的黨籍麼﹖」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七月初,輾轉從朋友那裡知道了兩個文件﹕一是第三批逮捕名單,一是「對鮑彤等十六人作品查禁、全部書籍下架的通知」。兩個名單裡都有我。不少朋友出主意﹕「想清楚了,當康有為還是譚嗣同。」清楚記得有兩位香港朋友打來長途電話﹕凌鋒哭着勸我快想辦法﹔張五常只說他必須在廣州見我,有要事相商,「旅館房問已經給你訂好了」。另有一位朋友是外省警察,讓我趕快到他那裡去。對凌張兩位,當局是沒辦法了,外省警察朋友隨即被捕,坐了兩年牢,公職也丟了。

  那年初春,我本來已接到原西德一家電視台邀請,請我去做個節目,種種手續都在辦理,公務護照也在身邊。七月十三日,原西德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突然到我住所,告訴我她中斷了在意大利的休假,特別回來處理訪問事務。我們都沒提剛過去的鎮壓和即將到來的清肅,但心裡都明白,她的掛有外交牌照的房車就在門外。我記得那時已忍不住眼淚,快步跑向洗手間,回來謝她說﹕「節目計劃可能得擱一擱,中國這邊的事情有了結果,我會依照計劃前去。」

部分中共官員的良苦用心

  她離開不過十分鐘,一個自稱來自市公安局的警察來了,寒暄後,詳細問我明天的日程,特別是幾點鐘能在哪裡找到我。傻子都知道這是要抓人了,抓人而前一天來通告,什麼意思﹖十五年來,這情景依舊歷歷在目。後來結合我在牢裡專案組對我的詢問,以及別的成功出逃者的經歷,我估計當時喬石主持的公檢法系統,雖然不能說已在遵循司法或行政獨立原則,但起碼已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將毛澤東和他的意識形態爪牙們的決定奉為全黨、全國必須立即遵行的金科玉律。對我的審訊只集中在﹕到廣場去了幾次﹖這期間和什麼人聯絡了﹖並不涉及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寫作」,也可窺見力求遵守法制的中共官員的良苦用心。

  「六四」前,我是《光明日報》「學者答問錄」專欄主持人,《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等聲名卓著的報刊的特約撰稿者,兩家新創刊物《東方紀事》與《國情研究》的編委。我的三本著作正在出版社編輯排版,由我領銜的一套研究權錢交易的《他們是怎麼富起來的》叢書和《「文革」口述歷史》也在進行中。坦克輕過,專欄取消,全部做到一半的工作中斷。所有上述提到的報刊都被當局關閉。在清肅中充當先鋒的《光明日報》,從它鼎盛時期的發行量一百二十萬份跌到如今不足二十萬份。

寫三峽的書被禁出版

  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和我的記者同行出版了一本《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集)。這本書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在文化界義賣,並分送當時正等着在北京參加「兩會」的代表。坦克輾過,國務院本已確定的「今後五年之內不上三峽」變成了「早上快上」。《長江長江》奉命化漿,《誰的長江》只能在香港出版,翻譯完畢並已獲得版權的《大壩災難》等書,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接。

  出獄後,我被報社當局收回記者證。一九九二年,他們借口我被國外一所大學錄取出國研究一學年,以「自動離職」為名,解除了我的公職。從此我沒有工資、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補貼等。如今我可以寫作,卻不能在大陸出版,無論是紙上還是網上﹔可以通電話和電郵,但可能每句話都被記錄在案。

  大約在一九九三年紐約一次聚會上,我聽到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的夫人向別人介紹我﹕「她是我認識的大陸人中惟一一個過去做什麼、現在還做什麼,過去怎麼說、現在還怎麼說的人。」畢竟是小說家,一句就點到要害,我自己竟沒有注意到。只是這「還在做什麼」須更正為「還在努力做什麼」,因為所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想做並已做起來的事情,在坦克輾過後的「江李體制」下,已沒有可能再做。至於「現在還怎麼說」,大體不錯,但在這十五年間,隨着事實真相的不斷披露和原先公眾人物本性的逐步顯現,我也在不斷糾正自己,比如我在牢裡狠罵劉曉波不滅火還澆油,後來得知關鍵時刻四君子的果斷作為時,就只有欽佩和自愧的份兒了。

  十五年來,主導中國的精神支柱是「富起來」。因為不許公眾過問「怎麼富的」和「富起來幹什麼」,中國的資源、環境和數億人為國奉獻幾十年的財富儲備,遭受到前所未有和幾乎無法恢復的破壞式掠奪。然而,在這令人沮喪萬分的逆流中,一批批年輕勇士正在成長﹕不顧坦克曾經輾過,他們接過上世紀初和八十年代的艱難的啟蒙,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民主社會的基本元素開拓出新的空間,做着點滴的扎實努力。我為他們驕傲,也為他們不計較我頭上有標籤、身後有警察而依舊「帶我玩」,感到無比的欣慰與榮耀。

  *戴晴,早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一九八九年時任《光明日報》專欄主持人。八九民運期間曾赴廣場勸說學生。「六四」後一度被收容審查,後獲釋。一九九零年後曾任境外媒體、論壇和大學的特約編輯、研究員及客座學者,長期致力於三峽工程的追蹤批評,從事政論、雜文寫作和翻譯,後來還與親友在京郊承包荒山保護水源。


戴晴:在這十五年間,隨著事實真相的不斷披露和原先公眾人物本性的逐步顯現,我也在不斷糾正自己。圖為戴晴近照。(戴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