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背影 (孔捷生)

我初讀《邊城》還是青澀少年,朦朧覺出與蔚為洪流的革命文學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學正值巔峰,我也成為其中一朵浪花。在那個青年作家紛紛勇闖禁區的激蕩年代,乍讀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竟和當初讀沈從文一般,如同一縷清流注入騷動不寧的文學河床,空靈澄澈。光從沈從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種傳承關係。
我見過沈從文,和汪曾祺亦有緣份。一九八○年初,我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進修,同學都是各地新銳作家。晚上無事我們會出去走動,看望文學前輩。當時所長是丁玲,她只來講過一次課。我不大喜歡她,覺得她的面相、眼神、語言都很凌厲,我也從未登過她的門。
沈從文沒給我們授課,一九四九年後他已遠離文學,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學古華說:「我們去見沈從文前輩。」儘管當時文壇還在冷藏沈從文,但其文學魅力無人能及,能見到他實在榮幸,我們二人便去了。那年頭北京全無夜生活,昏黃燈光下的街道甚為清冷。沈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宿舍樓,樓梯幽暗,我們拾級而上,如同摸索着走近一間塵封的文學偏殿。但一進沈家就覺得溫暖。沈從文和古華都是湘籍,他不單未見過我,連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曉得。沈從文前輩卻認真地問我的名字怎麼寫,沈夫人張兆和還用筆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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