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與決策就是政治生涯 (黃鳳祝)

戰爭政策與國民命運

  在考慮應否派遣部隊參與科索沃和阿富汗戰爭時,施羅德曾長夜無眠。因為這個決策將會決定一些年輕人的命運,關係到一些年輕人的生死——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施羅德還是決定派遣部隊參與戰爭與維和。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施羅德就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發表電視講話時說:「今天是二戰以來,德國軍隊第一次參加戰鬥,我希望全體國民都能站在我軍這一邊。」自納粹政權瓦解之後,這是德國軍隊首次出擊他國。

  德國的維和部隊在國際上享有很好的聲譽。但在施羅德回憶錄上市的第一天,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國的《圖片報》(Bildzeitung)刊出了德國駐阿富汗部隊褻瀆當地民族自尊、侮辱當地風俗習慣的一系列照片,例如將死人顱骨當作玩具懸掛在吉普車前,或解開軍服、露出性器官對着顱骨拍照。照片刊出之後,國際輿論譁然。這是施羅德作出決策時意想不到的。

無法接受用《聖經》代替法律

  德美關係在施羅德時代走向低谷。應該說,在伊拉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是導致德美關係緊張的主因。在反恐問題上,施羅德最初準備給予布殊全力的支持——只要布殊能夠拿出證據,證明伊拉克政府與基地組織有勾結,他就會站在美國那邊。但是美國拿不出相關的證據,甚至無法給出伊拉克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因此,在對伊問題上,施羅德一直堅持原則,既不參戰,戰後也不派兵維和。

  施羅德對美國總統布殊的反感,是二○○二年布殊訪問柏林時產生的。在施羅德眼中,無論是單獨會談,還是公開演說,布殊總是表現得非常虔誠,把上帝作為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表示:「對於那些擁有虔誠信仰,在私人生活中經常與上帝對話的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虔誠表現在政治上會給人一種印象:所有的政治決策都來自於與上帝的對話。」——但用這種方法謀求政治決策的合法化,是不可取的。文明的最大進步,是政教分離。西方對伊斯蘭教的批評,主要是指責伊斯蘭教以教義代替法權;惟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亦嘗試用《聖經》來代替法律,這一點是施羅德無法接受的。

媒體控制輿論 阻礙政治改革

  施羅德認為,政治家和技術官僚是有差別的﹕政治家的主要任務是在競選中發揮作用,贏取選票,以獲得統治的合法權力;在政治家合法地獲取權力後,任何技術官僚都可以根據他的意願,幫助他治理這個國家。政治家要向人民負責;技術官僚不必向人民負責,只須取得當權政治家的寵愛,就可以獲得合法權力,而無須與人民直接對話,互相理解。可是,最高的政治領導人在當政時,並無法與人民直接對話,需要經由媒體作為中介,才能互相溝通。施羅德指出,正是由於媒體控制輿論,致使執政者無法與人民直接對話,對政治改革造成許多障礙。他認為,二○○五年他在選舉中落敗,正是電視媒體左右政治的結果。這種擔憂和指責後來得以證實﹕據德國一個天主教研究機構的報告,在競選期間,德國大多數媒體都傾向於支持當時的反對黨——基督教聯盟。在選舉結束的當夜,施羅德就指責德國媒體缺乏中立,導致社會民主黨的選票稍微落後於基督教聯盟,從而喪失了最終組閣的權利。回憶錄裏並沒有提到這件事,據施羅德本人的說法,這是為了怕人誤解這件事對他造成傷害。但事實上,他是受了傷害。

國內改革與外交政策

  尋求與民眾的直接對話,這也許是施羅德在第二屆總理任期未滿,就宣布提前解散政府、舉行大選的初衷。為了解決國內失業、醫療保險和巨額財政赤字等問題,施羅德當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在國內遭遇到強大的阻力。其有關德國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方案,主要是為了適應全球化時代新的國際形勢,而不是對福利國家進行肢解。但是許多民眾認為,施羅德的政策是要粉碎這個社會福利的國家,他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家的改革政策。

  在回憶錄中,施羅德認為,就業改革在其執政期間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他表示,德國是一個經濟和教育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技術性不高的職業正在逐漸減少——就業者需要掌握比較高素質的技能,因此教育和再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人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建立學習的意志,並好好利用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

  這一觀點,與德國另一位前總理施密特不謀而合。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前後,兩位德國前總理各自出版了一本寫任內生涯的回憶錄。施密特的回憶錄《鄰居中國》(Nachbar China),述說了他與毛澤東、鄧小平的會晤與交往,以及其對時下流行的中國威脅論的看法。施密特在書中流露出他對兩位中國領導人的欽佩——因為他們使中國在國際上站立起來。他認為,德國人擔憂中國崛起是沒有理由的;德國的出路,在於利用自身優勢,在高科技領域謀求發展,而不是擔憂中國的廉價商品湧入德國市場。在就新書出版接受德國電視台採訪時,施密特批評德國現任總理墨克爾在會見到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時,向中方提出人權問題。施密特說,他在任期間,在與前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中國領導人會晤時,從不會提出這種形式上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大國,人權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解決的。

  外界認為墨克爾的外交政策煥然一新,特別是在對美政策上,就得到布殊另眼相待。施羅德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默克爾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奉行他在任的政策,其對美國和中國採取的某些態度,不過是迎合媒體需要的表演而已;而中德兩國有關法治問題的對話,在他執政期間已經展開,並且獲得相當的效益。


施羅德的新書《決策》(Entscheidu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