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結論──讀林賢治的《巴金:浮沉一百年》結尾有感(樓乘震)

見廣告,林賢治先生的新作《巴金:浮沉一百年》出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在內地難以很快看到,就想託友人代買帶來。如此迫不及待,一是因為本人是巴金先生崇拜者,二是林賢治先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著作等身,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頗有建樹,而且常常「語不驚人誓不休」。哪知書遲遲不帶來,微信上卻見林先生大作的最後一頁的照片,而這一頁又恰恰是該書的結論,真不知此發帖者的用意,但給我的感受是:又是驚人之語!原來林先生鴻篇巨著的結論,竟然是「巴金最後舉起了白旗。」
林先生認為魯迅先生說的「我先前以為人在地上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卻總有任意死掉的權利的。現在才知道並不然,也很難適合人們的公意。」之中的「公意」「用在巴金身上還頗合適。」因為巴老說過「我為大家活着」。這「大家」就是「公意」。於是,林先生就推斷出這「大家」首先就是「國家」,而「國家」又是「絕對權力」,「國家」給了巴金很好的醫療,給了他榮譽,向他賀壽,舉辦展覽,演出他的作品……就得出「在疾病、死亡、絕對權力面前,巴金最後舉起了白旗。紅旗覆蓋了白旗。」的結論。

國家愧對了巴金
其實,好多年前巴金就說過:「我活下去只是為了『給』,不是為了『取』,這樣的生活是有光彩的。」在《隨想錄》第二本《探索集》的後記裏巴金寫道:「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無法生存,更無法去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絕不是為了美化自己。」在《隨想錄》第五本《無題集》的後記裏他又說:「人各有志,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乾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當他又一次度過病危,經過內心「搏鬥」與思考,他終於又作了諾言:「願為大家活着。」很顯然,「為大家活着」並不是好玩的事,這意味着要忍受極大的痛苦,要犧牲自己。
如果說此「大家」首先就是「國家」的話,也沒錯。巴老為國家的進步高興,為國家的倒退而擔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最基本的道理。那麼,國家這個「絕對權力」給予巴老的榮譽和待遇,是否應該呢?且不說,文革中也是打着「國家」旗號的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對巴老殘酷迫害欠下的「舊帳」遠遠沒有還清,就說在文革後,巴老在《文匯報》上發表的〈一封信〉,震動了神州大地,代表全國知識分子發出第一聲血與淚的控訴。他繁重的外事活動,在世界上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歷經磨難仍自強不息的形象;由他帶動創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拔地而起,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文學館;他向貧困地區、受災地區的捐款上百萬計;更可貴的是在完成眾多創作、譯作的同時,不顧病痛纏身,用了七年多時間完成《隨想錄》,其中「講真話」、「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建文革博物館」等一系列觀點是投向那些時時想為文革翻案的人的匕首,成了傳世金句。可以說巴老是用筆戰鬥到最後一刻。他對國家的貢獻難道還不夠大嗎?實事求是地說,巴老沒有一點點愧對國家,難道國家不應該「動員最優秀的醫療團隊,守衛在懸崖上,保護巴金的生命」(林賢治語)嗎?不知林先生所說的巴老向「絕對權力」「投降」又從何談起?

巴金向絕對權力投降?
林先生引用巴金所說「我也投降過」的這句話,出自巴老一九九三年一月四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巴金全集》的責任編輯王仰晨先生的一封短信:「上午剛發出一掛號信,就接到你的附校樣的信,謝謝你的好意,抓緊些是好事,不過我現在精疲力盡。不能多改了。我在講告別的話,我在做總結,因此需要理解。但回顧過去,我戰鬥過,我也投降過,我應當承認。」(《再思錄》,頁三二三。)這是巴老給王仰晨先生許多信中的一封,很顯然,巴老是再次告訴責任編輯:《全集》收了戰鬥的篇章,也應收那些如今看來是錯誤的文章,以保存歷史的本來面貌。不難理解這是巴老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嚴於律己,還在對自己一生在反省。林先生不會不知道,巴老多次說過這樣的話,問題是林先生不能斷章取義,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強加到巴老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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