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過速全球化惹的禍:從民粹主義到特朗普 (駱惠南)

美國總統大選,地產商兼著名電視實境秀節目《飛黃騰達》主持人特朗普出乎預料,竟然贏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入主白宮。到底什麼原因使美國政壇發生這樣令人目瞪口呆的變化呢?其實這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較早前歐洲多個國家,從希臘、意大利到英國都出現政治變故,用一句文革中黨媒的話語:西方「再也找不到一塊建制派安定的綠洲了」。
毫無疑問,歐美政壇的急劇變化不會是空穴來風。要知道民主政治下西方國家出現的演變,必須從這些國家近年利益格局發生的變化中找尋原因。

時代轉變 社會均衡生巨變
曾經一度被視為現代社會發展一種有效制度安排的計劃經濟,因為在激勵層面的缺失,在經過七十年的試驗後無以為繼,最後以其創制國蘇聯崩解的形式,黯然收場。西方國家的精英(這裏指從事政治和經濟的社會精英)從而以全球化應對後計劃經濟時代。但其實,全球化不能說是倉促行事。
在世界還處在美蘇兩大集團對立的年代,諸如自由貿易,跨國投資,轉移工序這些後來全球化的基本要素其實早也已在西方集團內實行。諸如關貿總協定一類的全球自由貿易等架構也早己存在。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及東南亞諸國得益於這種自由貿易、跨國投資及工序轉移,實現了經濟起飛。而西方國家,我說的是它們的精英和民眾作為整體的國家,都能從容應對,沒有對國家作為整體帶來難以撫平的傷害。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建制勢力面對的嚴峻挑戰。可以說,建制勢力代表着一種西方精英與民眾的均衡利益。當年的初版全球化沒有脫軌,實際上建基於這種全球化局限於兩大對立集團中的一個。作為同一集團的盟友,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中心並尊崇共同的領導,還有相近的意識形態。這樣凡事可以商量,比如說G7可以開會要求日元大幅升值而舒緩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而值得指出的是,當年初版全球化的範圍只及西方國家本身,人口總數也少,總之一切在可控制之內。
計劃經濟的落幕為這個世界留下的遺產是令西方國家精英心動的、大量未經開發,極具潛力的處女地。包括廉價的勞動力和想像的市場。這只要看看當年實行計劃經濟正待轉軌的三個人口大國:中印蘇人口總和是西方國家接近四倍,其他稟賦就不用說了。

全球化過速 歐美後欄起火
後計劃經濟時代的「正版」全球化,首先表現為把生產工序由西方先進經濟體遷入經濟落後的國家,通常是亞洲國家。先進經濟體有較高的勞動成本,也就是企業支付較高的薪酬給一般勞動者,整體社會自然有較高的購買力。把工序轉移到落後地區的企業,生產相近的產品,支付的勞動成本低很多,把這些低成本的產品運回先進地區出售,在考慮運輸成本和拉低了的出清價格之後,企業可以獲得比留在原地更高的利潤。在競爭的壓力下,其他企業必須跟隨這樣做,不然將無法立足。這樣的工序轉移很快成為潮流。最後,由於運回的產品以較低的價格出售,而職位尚未大幅削減,先進地區享有較低的物價在一定程度上對大眾是有利的,從而沒有帶來太大衝擊。這也就是世紀之交,全世界尤其是代表性國家中國和美國處一種共榮格局:中國以極高增長而崛起;美國在享受低通脹的繁榮。
實際上在冷戰時期的全球化初版,也出現過工序轉移。亞洲的小龍小虎大抵都是靠歐美乃至日本企業生產工序轉移而起飛的。當年雖偶有齟齬,但大體上也是雙贏。西方國家鞏固了對付共產世界的陣地,小龍小虎則得到經濟發展。但漸漸地,這些蕞爾小國的小龍小虎,由於人口不多,猶如小水杯,裝不了太多的水,工序轉移很快使它們無法承受,表現為工資和通脹急速上升,勞動成本自然跟着提高,很快達到與工序移出國的勞動成本相接近的水平,達到均衡後,轉移自然戛然而止。
計劃經濟落幕後出現的正版全球化雖然表徵相彷彿,但數量與層次大大不同。以全球化優等生,或說最受益的國家中國而論,人口是美國四倍半。即便納入日本歐洲,人口是所有發達國家的二倍。工序轉移的浪潮在中國世紀初加入世貿後,很快出現高潮,歐美日很多企業全部遷入中國。而中國吸納能力之強,我們從世紀初中國通脹數據可以看出,它與小龍小虎完全不同:那時中國根本沒有大量工序遷入時期例必出現的高通脹和薪酬的急速上升,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勞動力供應近於無限。遷入幾乎全世界可以遷入的工序,在宏觀層次的通脹數據上幾乎是泥牛入海。
對於西方社會這真的是大問題了。在經過九十年代工序遷移初期的低通脹繁榮之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職位溜走,民眾的收入沒有着落,購買力自然無法繼續維持。金融當局和政府聯手企圖以金融手段保持購買力,結果釀成市場泡沫,最後爆破而出現金融海嘯。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最明顯的經濟現象的就是工序轉移。對西方精英而言,這叫做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對於西方國家民眾而言是職位流失、收入下降甚至無以為生。從社會財富分配層次看,貧富嚴重分化。精英通過全球化,在低成本地區組織生產,得到更多利潤,自然更加富有;相反,一般大眾則越來越貧窮。這樣本來均衡的精英和民眾關係,以及由這樣關係構成的國家建制逐漸斷裂和傾側。幾乎全部實行民主政制、國民有言論自由的歐美國家,大眾通過選票,黜棄建制勢力,以表達對精英的不滿。這種不滿的表達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方式,不同課題和不同言說。但共同點是針對建制力量。

全球化下西方精英的困境
全球化的發起與推行,主角是西方世界的精英。不管他們初衷如何,客觀上他們把原來屬於他們同胞的利益轉移給全球化受益國─主要是受益國的少數精英。本來通過全球化,拉近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水平、國民富裕程度,全球化可以說功德無量。這可能也是具有普世情懷的西方精英推動全球化其中一個願景。當然西方精英更主要的動機自然是全球化可以為自己帶來更多利益,這本來不是問題,畢竟利益驅動才有全球化的迅速推進。
西方精英在帶領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居功至偉,他們在現代社會做了一件對人類社會極為有益的事,那就是轉換自己的角色。有史以來,不管是以國別劃分還是以文化劃分的社會,所有地方的精英都是通過控制(國家)權力,把大眾的生產成果大量據為己有。社會富貴貧賤的分層,大體由掌控權力的精英決定。即便現代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能國家,他們也承認,國家支付的醫療衛生費用,六七成是用於百多萬的官員身上。總之是治人者食於人。這樣,自然引導「最聰明的頭腦」進入治人的行列。現代社會,治人即從事社會管理,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多「最聰明的頭腦」。在官本位制度的利益激勵下帶來的腦力資源錯配,根本是極大浪費,影響經濟效率。西方的精英在進入現代社會後,看到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變化,就是人類逐步由腦力代替體力,代替人手從事生產。精英將腦力轉化為生產力,產生更大的效能,同時實行自由平等的制度,從社會中開發更多的腦力潛能,對精英群體和整個社會都非常有利。這樣西方精英通過創建制度,改變原來的角色,即放棄以前通過控制(國家)權力以佔有民眾生產的產品,轉而自己投入生產體系,或經營企業,或研究技術,或從事學術等等,總之在生產體系中發揮積極的或者說主導的作用。必須指出,這裏並沒有道德層面褒揚的意思。這完全是西方精英在理解現代社會本質基礎上,作出他們認定的對自身最有利的選擇。只是在客觀上,把「最聰明的頭腦」放到生產領域,產生最大的效能,使經濟得到最有效地運行,讓精英與大眾一同獲益。同時這些最聰明的頭腦,對政府進行最有效的監督,使政治清明,社會健康發展。可以說,西方現代社會精英不再是治人者食於人的吸吮者角色,而根本是既治人(擔任社會管治責任的那部分精英)又食人,即為大眾提供生計甚至直接提供金錢。與此同時,精英把本來由他們掌握的國家權力開放,通過民主政治,讓民眾有利益分配方面的發言權。在這樣的安排下,精英實際上自我設限,從制度上保證精英腦力資源開發的成果與大眾分享,從而惠及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實現國家從利維坦這樣的兇狠怪獸變為溫順的看門狗,並隨着腦力資源開發的進展進一步成為無微不至的守護者。
全球迄今最受益是工序是輸入國的精英,然後是那些地方的大眾(從效用層面而不是絕對數字看),最後才是發起者西方精英。很有諷剌意味的是,那些正版全球化受益國不管是精英還是大眾(在這些國家制度下,大眾的想法由精英控制),不但不對西方精英感恩,反而以在全球化中取得的利益所帶來的力量增強,向西方精英尤其是他們背後的國家和代表的現代意識叫板,意圖反客為主,取西方精英而代之,主導世界。出現這樣的局面實質上是那些國家的精英沒有也不打算如西方精英般,改變自己在現代社會的角色,而是繼續通過掌握(國家)權力佔有社會產品,因而擔心西方精英把他們的意識帶入這些國家,威脅這些國家精英的地位。而徹底壓倒西方精英,才能使他們安寢。這也是我們看到今天世界熙熙攘攘的原因。
在這樣的形勢下,西方精英真正陷入嚴峻的困境。在國內他們歷經百年計時間,通過角色轉換與大眾建立的均衡關係,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利益輸出而受到損害。大眾以疑惑的眼光審視着以往建立的互信,使以互信為基礎建立的體制即建制發生動搖,從而出現民粹主義和特朗普現象。有人主張把均衡的支點大幅向大眾方面推移;另一些人則對行之已久的精英普世情懷,比如對移民,對不同宗教的寬容提出嚴重質疑;還有一些人直接對全球化的投資及貿易自由提出反對意見等。這樣的趨勢如果形成,西方建制大廈勢將傾塌,這將不僅是西方的悲劇,更將是人類的悲劇。環顧世界甚至回看歷史,還從來沒有像西方精英那樣理性的角色轉換。
這樣,西方精英向外擴展的全球化不但沒有實現他們普世抱負,把現代福音傳遍世界,反而培育了反對勢力。真正兩面受困。
作為西方文化的傳人,這些西方精英看來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放慢全球化步伐,共建與本國大眾的互信關係。全球化雖然不是停下來,但對世界格局必定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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