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談讀書及小說、電影創作(嚴家炎)

我和查良鏞先生曾有機會多次接觸,聆聽過他的許多高見。但常為時間或場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問題往往無法涉及,或因談得不暢而感到意猶未足。於是我改變辦法,事先將問題書面寄給查先生,請他專門接受一次採訪。終於在九五年三月三日下午實現了這個願望。這次採訪是在輕鬆漫談的方式中進行的。可惜當時沒有帶錄音機,記得不好。下面是我提問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記錄,本文直到最近才整理出來,並曾給查先生親自過目。

金庸:我正面肯定傳統文化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是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念書。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墊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像中國史筆講究忠於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致。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聖的。春秋筆法就是於記載事實中寓褒貶。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弒其君」。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後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弒莊公」。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東漢、宋朝、明末都發生過學生運動,就看引導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學講演,題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強調要保持獨立思考和見解。這就是傳統文化觀念的現代發揮。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講究有節制,要含蓄,不贊成廉價宣洩,這是很好的主張。我並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學家像羅素、卡爾.蒲伯,我也很喜歡。

被迫退學 反得讀書良機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後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我只好轉移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裏的館長是蔣復聰,是蔣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圖書館裏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一年時間裏,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十八、九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和雨果。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致,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後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至於陀士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後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您在《倚天屠龍記》中寫謝遜這個靈魂和肉體都受盡創傷的人物時,說他的歎聲「充滿無窮無盡的痛苦,無邊無際的絕望,竟然不似人聲,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臨死時悲一般」,這令人想起魯迅小說〈孤獨者〉寫魏連殳的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說明您潛在地受過魯迅的影響呢?
答:是的,我的小說中有「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但在語言上,我主要借鑑中國古典簡話小說,最初是學《水滸》、《紅樓夢》,可以看得比較明顯,後來就純熟一些。

原稿紙上施電影手法
問:您從事的編劇和電影的實踐,對您的小說創作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您的小說筆墨形象特別鮮明,而且具有強烈的質感和動感?
答:我在電影公司做過編劇、導演,拍過一些電影,也研究過戲劇,這對我的小說創作或許自覺或不自覺地有影響,小說筆墨的質感和動感,就是時時注意施展想像並形成畫面的結果。
戲劇中我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借外在動作表現內心,這對我有影響。而中國傳統小說那種從故事和動作中寫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運用到作品裏。我喜歡通過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歡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紹。中國人喜歡具體思維,較少抽像思考,我注意這種特點,盡量用在小說筆墨上。這些或許都促成了我的小說具有電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說中也確實運用了一些電影手法,像《射鵰英雄傳》裏梅超風的回想,就是電影式的。《書劍恩仇錄》裏場面跳躍式地展開,這也受了電影的影響。一些場面、鏡頭的連接方法,大概都與電影有關。
至於把小說場面舞台化,當然受了西方戲劇的影響。劉紹銘先生曾經提到過《射鵰英雄傳》裏郭靖的「密室療傷」,是戲劇式的處理。(筆者插話:其實,這類例子還有很多。)
《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苗人鳳的故事出自眾人之口,有人說這是學日本電影《羅生門》(據芥川龍之介原作改編)三個人講故事,講同一件事但講法不同。不過,在我其實是從《天方夜譚》講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啟發。不同之人對同一件事講不同的故事,起源於《天方夜譚》。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寫散文的?四十年代寫過小說嗎?
答:寫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後。四十年代在陳向平主編的《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也發表過散文。
我在重慶時曾寫過短篇小說,題為〈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徵文比賽,獲得過二等獎,署的是真名。題材是泰國華僑的生活,採用新文學的形式。《絕代佳人》是根據郭沫若寫如姬的劇本(筆者按:即《虎符》)來改編的,曾得過新中國文化部的獎。
問:有人說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這可能嗎?
答:作家其實都有折射自己的時候,都會在作品中留下某種烙印。寫郭靖時,我對文學還了解不深,較多地體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說有自己的影子的話,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應比較慢,卻有毅力,鍥而不捨,在困難面前不後退。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下苦功夫,不求速成。到後來,隨對文學理解的加深,實踐經驗的增多,我的小說才有新的進展。後面的小說,處理這個問題比較好。
問:可不可以說您把武俠小說生活化?使武俠小說貼近生活,貼近人生,是您的自覺追求嗎?
答:生活化問題,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說寫武功那些情節是比較神奇的,並不生活化。但一寫到人物的經歷、感情,以及和人們的相互關係,這些就必須生活化,必須使讀者感到比較真實可信。

堅持立場 險遭兇殺
問:據說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燒死」您,因由到底是什麼?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響,起來造反。《明報》當時持穩健的立場,對「文革」有批判、有意見,對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對的意見。於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殺死五個人,第一名叫林彬,是電台的廣播員。左派事先打探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線,裝成修路工人,攔住林彬的汽車,拉開車門給他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我是五個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個是立法局議員,一個是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還有一個是新界的群眾領袖。林彬事件發生後,香港政府採取措施保護四個人的安全,那時左派就對香港政府武鬥,並且到處放炸彈。《明報》報社也收到郵包炸彈。後來周恩來總理公開出來表態,才控制住了局面。這就是那場「紅色風暴」。
問:有部《金庸傳》裏提到你對曾國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傳中說的那樣?
答:我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是否定的,把他看作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我們就堅決反對,後來才改變看法。
《倪匡金庸合論》那裏面對我評論得實在未必對(有關曾國藩)。有一部《金庸傳》,是根據各種公開的文字材料七拼八湊再加上想像寫成的,作者在寫作成書之前並沒有訪問我,講我家鄉是哪一縣、哪一市,很多是錯的,還說我五十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時穿一件襯衫和牛仔褲,其實我一輩子從未穿過牛仔褲。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襯衣,非凍死不可,他以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關鄧小平接見前批示「可以」之類,更是胡編亂造。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原載本刊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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