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偷盜靈魂的隨想:讀韋君宜的《思痛錄》 (樂黛雲)

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的名著 《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86)使我產生了很多聯想。這本書寫的是中國很早就有的一種說法,即人的靈魂可以和肉體分離,自由飄蕩,如果這漂泊的靈魂被某種力量所控制,那靈魂就得聽任這種力量的驅使和奴役,成為他的奴隸。所謂「叫魂」,就是用某種特殊方法,將某人的靈魂拘來,使之絕對聽從於自己的差遣。

叫魂案屬於政治罪
一七六八年,正值乾隆盛世,中國十二個大省份,上自帝王宮闕,下至農民村舍都被一種稱為「叫魂妖術」的歇斯底里所困擾。據說僧道術士只要偷到受害者的一小截辮子或一小塊衣襟,並知道了他的名字,就可以把他的靈魂拘來為自己服務。孔飛力教授從剛開放不久的清室大內檔案中輯錄了無數為此荼毒百姓、屈打成招的事例。
這一子虛烏有的「大事件」一方面是起因於最高統治者的恐慌,一方面是由於和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的公眾的歇斯底里。特別是當有報告說妖術已經潛入北京,許多百姓住家都在門上貼了符咒,以防妖術。這不能不讓乾隆大為震驚和震怒。在全無實證的情況下,乾隆給七省督撫發了一道上諭,指出:迄今為止所有抓獲的罪犯顯然都是一個更大陰謀的工具。從此,清剿妖人所涉及的不再僅僅是妖術,而是謀反!
正如孔飛力教授所分析的,在整個叫魂案中,首席原告和最高審判官自始至終就是皇帝本人。這通過他在各地呈遞來的奏章以及軍機大臣們起草的上諭的朱批清楚地表現出來。他對官員們大肆施壓、加重刺激,對他們辦案的速度和力度層層加碼,對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刻薄訓斥——所有這一切都是乾隆一個人的傑作。軍機大臣們雖然不得不面對備受折磨的囚犯們血肉模糊的軀體以及他們不合邏輯的供詞,疑問在他們頭腦中不斷增長,但這個案子不僅關係到危險的剃髮意象,暗藏陰謀殺機,而且還押上了皇帝的無上權威,他們也只有對下層層加碼,嚴刑逼供,對上極力揣摩上司意圖,不顧事實,百般迎合。就這樣,儘管乾隆命令將「叫魂案犯」一股腦兒移往北京親審,但仍未發現任何「首惡正犯」,也沒有見到一個「被盜去靈魂的人」,只有被刑訊弄得殘臂斷腿的無辜百姓!乾隆終於只好下令「毋庸查辦」。為了維持朝廷尊嚴,他不得不一方面堅持陰謀確實存在,對過去清剿不力者嚴加懲辦,另一方面,又對那些「濫刑無辜者」進行彈劾。
「叫魂案」 屬於「政治罪」, 它與其他犯罪不同,直接危及王朝統治者的基礎,因此是專制者本人最關心的。孔飛力教授認為「叫魂」一案充分顯示了在「政治罪」的範圍內,中國官僚制度並不能對君主權力起任何平衡作用,倒是專制君主可以壓制官僚,「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達到要什麼證據就有什麼證據,完全混淆是非的絕頂。孔飛力教授的結論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
「叫魂」一案在中國的確十分典型,本書譯者說:「讀這本書是在讀歷史,但每每又會讓人聯想到自己所親身經歷過的許多事情——至少我們在翻譯此書時常常有這樣的感覺。」我確實和兩位譯者深有同感。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公開道歉
讀過《叫魂》,再讀韋君宜(一九一七—二○○二)的《思痛錄》,我對過去的經歷又有了一番新的認識。
一九三四年,韋君宜十七歲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第二年參加「一二.九」 學生運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彭濤等人通過「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發動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學生運動),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赴延安,一直做記者、編輯,一九四九年後,主編《中國青年》,直到最後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思痛錄》寫於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年間,一九九八年幾經刪削,才得出版。她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不是因為窮才投身革命的,父親多次提出要送她去美國求學,她卻「抱滿腔幸福的感覺,抱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了延安。
到延安未及三年,她就遭遇了共產黨給她的第一次「靈魂震撼」,這就是延安整風中的審幹運動,後改名「搶救運動」。《思痛錄》第一章「搶救失足者」寫的就是這次運動。那時她和丈夫楊述一起在陝北的綏德地委編《抗戰報》。開始時,他們被告知綏德師範發現了一個暗藏的特務系統,發展了一批特務學生。轉瞬之間,綏德本地人都成了被懷疑的對象:二十歲的語文老師成了特務頭子,據說她組織了特務美人計,有「美人隊」、「春色隊」等名目,口號是「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上」!隊員則都是些十五歲至十七歲的縣城中學女生!韋君宜他們曾去大禮堂開特務坦白會,「只見一個比桌子略高的學生上台去坦白,自稱是『特務』,一個叫白國璽的小青年上去說,是『特務組織』指示他,叫他在廁所牆上畫猥褻的畫,又一個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當時沒有人敢否定這些明明是編造的、越說越荒唐的材料,韋君宜和她的丈夫楊述每天為搜集這些材料而奔波,並將其發表在《抗戰報》上。
接運動從學校發展到社會,引向了外來幹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曾經是「一二.九」時期北京大學學生運動領袖、四川地下黨負責人、輸送了無數知識青年上延安的韓某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大閻王」,而且「順藤摸瓜」,揪出了「四川偽黨」,並強調「這是中央發現的,要追查到底」。於是,四川地下黨員幾乎全成了特務!雪上加霜的是又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說中央已查出國民黨執行「紅旗政策」,盡量把共產黨員變成國民黨員,讓他們回到「共產黨」內,「打紅旗反紅旗」(這樣的口號原來早就創造出來),特別是凡捉去的共產黨員如不肯當特務,就絕不釋放出來。所以,凡是釋放出來的都是特務!傳達說,只要兩小時「短促出擊」,就可以將共產黨員變成特務!韋君宜的丈夫楊述既屬於四川地下黨,又曾因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而坐牢!他首當其衝,很快就失去自由,被關押進了「整風班」,戴上了特務帽子。於是,運動進入了殘酷鬥爭,胡編亂造的階段。曾是老紅軍的綏德抗大副校長甚至公開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在這樣的情形下,楊述也不得不「坦白」自己是在「短促出擊」中,被突擊成特務的,是「路線特務」。韋君宜一家被驅逐到一個無人居住的破窯洞,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也即夭亡。他們曾上書毛主席申冤,又親自去延安上訪,以為那裏情況會好一些,沒有想到那裏更糟,「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許立群、李銳、黃華等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河南偽黨』……」
最富諷刺意味的是這樣「天翻地覆地鬧了一場」,傷了人的肉體,也傷了人的心靈。結果卻是「如黨內刊物上說,只有兩個案子是真的」!後來證明這兩個案子也並不真!更富戲劇性的是按韋君宜的述:「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毛主席說:『整風整錯了的同志,是我錯了,我向你們道歉。』說罷舉首齊帽行了一個軍禮,又說:『我行了禮,你們要還禮,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呀!』」 韋君宜回憶當時自己的想法說:「有了這幾句話,我們就全都原諒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為我們自認為是為了革命才來延安的,革命還正在進行,黨中央把我們弄錯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還不就算了嗎?」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不再向人道歉
中國歷史難道真的是在循環往復嗎?如果說所謂「搶救運動」幾乎全是乾隆皇帝「叫魂」冤案的翻版,那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又幾乎全是「搶救運動」的翻版!
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在周恩來和陳毅「脫帽加冕」,「向科學進軍」,以及毛澤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鼓舞下,大家以為知識分子真正迎來了早春天氣。北大中文系年輕教師八人(都是一九五二年以後畢業的,所謂「新大學」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深感文章無處發表,遂醞釀組織一個年輕人的中級學術刊物。這八個人包括共產黨的中文系教師支部書記、中文系研究生支部書記、中文系進修教師支部書記和青年團中文系教師支部書記。我們當時少年氣盛,以為自己就是「黨團領導」,政治上已經打了包票,於是任意「狂想」起來。其實,我們的全部活動也無非是開了兩次「編委會」,擬訂了前兩期目錄,文章都尚未寫出,後來給我們定罪的根據就是三篇文章的題目:「對於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再探討」、「一個司令員的墮落」和「周揚、何其芳的文藝歧路」。
北大的反右運動始於一九五七年五月,當時,北大學生鳴放的大字報已經鋪天蓋地。中文系一位青年學生極富才華的長詩《是時候了》掀起了北京大學「猛打右派」的狂潮。這首詩明明說的是打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黨八股,不知怎麼一來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八人卻似乎安然無恙甚至還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原來的工作(包括「反右」)。直到十一月,還沒有人提到那個倒楣的刊物,我十一月底請產假回家生孩子,頭腦中竟然還沒有一絲不祥的陰影!真是「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
然而,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十五天,我接到了必須立即出席批鬥會的電話。記得我戴上一個只剩眼睛的大口罩,把大衣領豎得老高,對於滿牆色彩鮮豔的大字報和「群眾」震耳欲聾的吼叫,心裏倒是出奇的平靜,知道那要來的終歸要來!結果是擬議中的雜誌的八個參與者全都被劃成右派,我和那位團支部書記作為首犯,被定為極右派,處罰是開除公職,停發工資,每月十六元生活費,立即下鄉由農民和下放幹部監督勞動。我們八個人是北京大學在反右傾,開展「深挖細找」運動中,好不容易挖出來的最後一個「大右派集團」,是批判原黨委書記江隆基右傾的輝煌戰果(這位書記留學德國,二十年代入黨,他的「右傾」被證明後,隨即被貶到邊遠的甘肅,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體被吊在房梁上,究竟弄不明白是自殺還是他殺)。
當然,在農村的兩年多,我經歷了豐富的人生,但仍有兩件事始終使我深感慚愧:我不能像我最要好的女友朱家玉那樣由於不願忍受屈辱而毅然投海自殺,我更不能像我的學生林釗那樣堅韌不屈,身為「右派」,還要秘密翻譯印刷南斯拉夫黨綱,供中共黨員反思,秘密發行地下刊物,喚起人們覺醒,直到最後被關進監獄,因「惡攻」而被定死罪,血濺上海提籃橋;他們都曾是和我一樣的右派。
反右運動過去了,全國六十萬知識分子被定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小小的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多達六百餘人,幾乎佔了百分之十。其中大部分是有血性、有才氣的青年學生,特別是優秀的理工科學生。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四二年不同,這時,毛澤東已不像一九四二年那樣,急迫希冀知識分子回心轉意,幫他接收內戰後的政權和土地,他再不會向任何人道歉,承認錯誤,他毫不猶豫地將六十萬知識分子踩在腳下,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毛澤東死後三年,黨中央才宣布「反右鬥爭擴大化」,「擴大」到什麼程度呢?一比六十萬!最後,據說那作為標兵的 「一」也被認為無法定案!

毛澤東操縱民眾的恐懼
我不想再說文化大革命,那無非是對以上運動的更血腥、更誇張、更慘無人道的重複!我想討論的是為什麼毛澤東要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那些投靠他、並不反對他,甚至擁護他,熱愛他的人毫不留情地「打翻在地,踏上千萬隻腳」?而每一次,那些明擺荒誕無稽,不合情理的「運動」都會得到極其廣大的「群眾」的盲目回應,毛澤東都可以「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達到完全混淆是非的絕頂。正如孔飛力教授所說,「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這種瘋狂!」
十年前,Carolyn Wakeman和我寫To the Storm的時候,Carolyn 曾多次問過這個問題,但是我答不出來,也想不清楚,只說是可能領袖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力吧。今天想來,這樣說還是沒有說到點子上。鞏固權力主要是將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排除在權力之外即可,如斯大林的流放政策。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威脅,為什麼總要掀起這樣天翻地覆,大量傷及無辜,並且不加控制,也難以控制的所謂「群眾運動」呢?
中國歷代皇帝最重視的都是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政治罪」。為此,他們會幻想出並不存在的「謀反大陰謀」,並認為這種陰謀一直延伸到社會底層,必須從底層順藤摸瓜,才能發現元兇,如乾隆皇帝之對待妖術案。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則更不僅要發現元兇,還要挖出其下層組織、清除其影響,消滅其同情者。這也正如孔非力教授所說,由於押上了皇帝本人的無上權威,不做到「徹底」,皇帝就失了「面子」,因此絕不可能半途收兵的。
那麼,為什麼統治者總可以成功地「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以至於層層加碼,要什麼證據就有什麼證據,達到完全混淆是非的絕頂呢?我想韋君宜說得很對,她在《思痛錄》中對這種情形有十分生動具體的描述。我親歷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親眼見到什麼叫「人人自危」,人們為了保存自己,挖空心思迎合領導,為了不至於一睜眼就變成「敵人」,而失去一切,有什麼不可以供認和揭發的呢?我們當年辦雜誌的八個人中,就有一位曾將我們沒有做過的,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的罪名全都堆在別人頭上,換了一個「勇於揭發,立功贖罪」的褒揚,在我們八個人中這是唯一「免於處分」的「右派」!中國雖也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硬漢,但中國古訓中一直有「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明哲保身」、「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等教導。中國人有太多這樣的歷史教訓,要攪起這種歷史的沉滓,發動所謂「群眾運動」,也不是太困難的。這就是魯迅曾深刻研究過,並屢次批判過的「庸眾」(《文化偏至論》)和「惡聲」(《破惡聲論》),也是胡風多次強調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統治者正是一再利用了這一點。另外,講究權術謀略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重要工具,他們善於使用複雜多變的戰略戰術。例如「搶救運動」是從抓一般老百姓中的「特務」入手,然後抓幹部隊伍中的「特務」,終於把大部分幹部先打成特務,之後,再按領導的需要和愛憎,「恢復」其不是特務的本來面目,被「恢復」者為自己終得「解放」,感恩不盡;未被「恢復」者膽戰心驚,亦步亦趨,只想掙得一個「解放」的結論。反右運動卻不同,它打「群眾運動」的旗號,一開始就是依靠黨團組織發動群眾,指使群眾,其過程不乏乘機報私仇,連反對一個小小支部書記,只要有一個人揭發,也會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卻又與此相反,它的根本原則是依靠群眾整幹部,目的是粉碎原來的黨團組織,凡跟隨原來的黨團領導的,都是「保皇黨」,都是擁護「走資派」,都要被鬥爭。
他們又善於接過原來反對者的主張,作為自己的主張,反過來對原主張者大張撻伐。例如反右前,劉少奇等人對大鳴大放,本有疑慮,提出了一些建議,但受到批評。反右一開始,大鳴大放卻受到了徹底批判,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更典型的是「大躍進」,當時全國已餓死四千萬人,徹底改弦更張,勢在必行,但提出改變的人卻被打得頭破血流,而歷史證明後來的發展也都不能不按照先覺者的主張以行。
(作者是中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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