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久悠的憲法  談悲情氾濫的日本文化 (李長聲)

  聽日本的流行歌,常常聽不明白歌唱者在唱些什麼,難有感動,很懊惱自己學不好日語。後來讀到阿久悠對流行歌的看法,原來他也有同感﹕「看歌片兒,偶爾也有挺不錯的詞,但聽唱就感覺不到要傳達什麼熱情」、「現在是有曲無詞的時代」云云。要知道,他可是大名鼎鼎的作詞家,四十年間作詞的歌曲有五千餘首,單曲盤賣了六千八百多萬張,日本第一。連阿久悠都聽不明白,表示流行曲詞變化很大。

日本人似不幸福

  日本國民生產總產值多年來高居世界第二位,社會安定,但人們的生活(雖然大多數覺得自己屬於中流)卻不大像過著幸福生活。有一首舊歌,叫《落後於時代》,大叔們哼哼唧唧唱卡拉OK﹕「不惹眼/不鬧騰/不勉強自己/要當個落後於時代的人/凝視人心。」這是阿久悠一九八六年創作的,當時經濟正開始泡沫化,歌詞反映了時人消極的心情。

  阿久悠去世一年了。他說過好些有意思的話,例如「感人的話不分長短,三分鐘的歌曲和兩個小時的電影,感人的密度是一樣的。」

  聽著他作詞的歌謠曲,讀了他的《半生記》,心懷悼念。「歌謠」古已有之,而「歌謠曲」一詞出現於明治年間,當初用以指西歐的藝術歌曲,從一九三〇年代起變成稱呼大眾歌曲,譯成中國話,大概相當於「現代歌曲」。所謂「演歌」也歸在其中。演歌的起源與政治演說有關。明治時代搞自由民權運動,有人用唱歌代替演說來宣傳主張,叫做「演說之歌」。後來變成了街頭賣唱,唱男女愛情,軟綿綿的,所以也寫作「豔歌」、「怨歌」。北島三郎唱演歌聞名,美空雲雀有「演歌女王」之譽,而山口百惠唱的是歌謠曲,並不算演歌。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喜歡把日本玩意兒叫做J(Japan)什麼的(例如,日本職業足球聯盟叫J-league),於是歌謠曲的叫法被J-pop取代。現今說歌謠曲,一般認為它就是演歌。一九七〇年代歌謠曲最為盛行,一九八三年以後式微,阿久悠是這一時代的寵兒。

  誰聽演歌都會覺得哀婉、搖曳。據說那種哀來自缺四少七的五音節,也就是鋼琴幾乎單彈黑鍵,這是日本的傳統旋律。典型的例子是國歌《君之代》,聽來簡直像哀樂,幽幽咽咽,跟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恰成對照。不過,關鍵可能還是在於歌詞。純然寫酒、淚、女人、雨、海、離別,淒淒慘慘戚戚,總歸是一個怨字。阿久悠在《半生記》中寫到他有十五條「作詞家憲法」,第二條是日本人的感情或精神不只是「怨」和「自虐」;第十一條意思是不說什麼「反正我是這樣的」、「畢竟人生這玩意兒」之類的喪氣、死心、認命的詞語。然而聽他的歌,到底擺脫不了「怨」,因為這正是日本人自古以來的審美意識。

哀怨的審美哲學

  哲學家梅原猛曾這樣分析——日本審美意識始自《古今集》,它是日本美學的緣起、日本人感情構成的規範。《古今集》是十世紀初醍醐天皇敕撰的和歌集,有漢文序和日文序,內容以中國《詩經》大序為基礎。漢文序撰於先,日文序成於後,與大序相比較,便可以看到中國審美意識在日本曾怎樣被取捨。大序主張詩是感情的表現,而感情被政治的好壞所左右,但是從漢文序到日文序,政治性、道德性逐漸消失,文學的功用變成了平和感情,心動於自然。大序把感情三分為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而漢文序變成怨者其吟悲,日文序則只有哀以思。排除怒,日本的審美意識光剩下悲哀的感情。《古今集》二十卷,有春夏秋冬四季歌,還有慶賀、離別、羈旅、哀傷各一卷,戀有五卷之多。詩人由衷愛自然,沒有詛咒自然的話語。他們只是對悲傷異常敏感,幾乎沒有歌唱重逢的歡喜,更沒有吟詠人生的喜悅。

  人的願望得不到滿足,可能性與現實性發生矛盾時,人的感情產生三種可能﹕一是向外在的敵對者追究原因,會感到怒;二是覺得自己無力,認為沒有什麼力量能幫助自己,滿足不了欲望的原因便在於自己,便感到罪;三是歸因於命運,歸因於自然的必然,於是感到悲。《古今集》詩人向無常的命運尋求原因,他們的感情便染上悲哀的色彩,造成了日本式感情的原型。無疑,佛教對這種感情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源自《古今集》的主觀性悲哀美學貫穿在日本民眾的心底,從平家琵琶到淨琉璃、俗曲以及歌謠曲。即便日本人愛唱的軍歌也不只是雄赳赳氣昂昂,而是混合著悲哀。

  阿久悠「憲法」第七條是「電信整備、交通發達、汽車社會、住宅洋式化、飲食生活變化、生活樣式現代化,跟情緒有怎樣的關係呢?」隨著現代化、歐美化,日本式審美意識在徐徐變質,有的感情淡化乃至消亡。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聽演歌,討厭其旋律,甚至認為那不是歌,不是音樂,但就是在他們喜愛的流行歌曲中也飄蕩著哀感。西歐文化是理性的,日本文化是感情的,而且是悲情,缺少怒與笑。不過,日本卻不曾被哀婉唱衰。他們看事物往往悲觀、自虐。櫻花短暫讓他們感歎人生,但結果並非消沉,並非今朝有酒今朝醉,醉後何妨死便埋,而是抱著炸彈去撞擊美國軍艦。這樣的悲哀感情有時不免像逢場作戲。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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