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饒宗頤)

二○○一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但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並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
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着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調協,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臻於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表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穫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知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我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對此,我們不是要全單照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後悔花去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注。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本文為饒宗頤於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中華國學論壇」上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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