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我「賣國」?——在香港七年工作的一些回憶(節錄) (許家屯口述、本刊記者整理 )

二○○七年,許家屯接受本刊訪問,談及七年香港工作的一些回憶,其中講述出走美國前後的心路歷程,現輯錄當中段落,以嚮讀者。
─編者

「六四」風波後,相當多數的港人對一國兩制喪失了或嚴重削弱了信心,讓他們嚇壞了,尤其是香港的中上層精英者,原來他們就擔心共產黨政策多變,「六四」後疑慮更重了。嚴重到什麼程度,連高層中最相信共產黨的某巨賈(巨商)也動搖了。他同他們的兒子商量,公司要不要遷冊、全家要不要移民?兒子們主張遷冊移民,巨商本人也動搖了,考慮了很久,才表示「等一等,再看一看」。
我當時的任務一方面是向北京匯報,希望上層多做港人工作,另一方面是向港人做解釋工作,恢復港人信心。在此種情況背景下,我先後組織了一部分港人中上層精英,他們有的是自願的,也有我們邀請的,還有巨商要直接和鄧小平見面,其他人聲明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至於他們反映什麼情況,我不太清楚,因為港澳辦報告不給紀錄我們看。見了兩批港人以後,港澳辦來電說,不能只見江澤民一人,要見就江、李兩人都要見。我們也很難解釋,後來就停止了。魯平說我誤導港人,我有多大能耐,製造一個「六四」風波,誤導港人?
至於周南講的賣國,其實這誣告不是周南講的,而是魯平「發明」的。當時包玉剛的大女婿蘇海文(奧地利人)到新華分社找我,他向中國政府搞了一個建議書,提建議的共有十多個,多是港人。建議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賃香港十年為期,由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我看了以後很震撼,當時我就問他,包玉剛先生知不知道?他不答覆,估計包可能知道。這個事情太大,他們心態可以理解,但是我認為出格了,所以向他講,我會如實向北京中央反映,我又說,我的看法,中央不可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此我向他建議,這個事情到此為止,不要再擴散了。事實就是這樣。至於十多個人還有那些人,我也記不清了。
後來我到北京開會。當時江澤民在「十三大」第四次會議正式就任總書記,我跟他單獨見了面,對他匯報了香港的情況,談到了蘇海文的建議,我說他們這個事情出了格,要不要把這個電報報到中央來,要不要也報告給鄧小平。他點點頭,我就認為他同意了,我就發了電報,給黨中央跟鄧小平。不久我又到北京,去看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我聽見魯平和李後在姬鵬飛的辦公室內議論什麼問題,我要進門之前,聽到魯平講:「這種做法就是賣國嘛!」我才清楚他們講的是這件事,向他解釋,發這個電報之前,向江澤民匯報過請示是否將建議原文上報,江澤民點了頭,我才發的。後來有人告訴我,聽魯平說:「許家屯講江澤民已經同意了這一建議,所以才發電報的。」我不相信魯平會這樣說,因此沒有解釋。
如實反映港人情況,是賣國嗎?
我雖然知道江澤民上台後,找李後、魯平,聽取他們匯報了兩天,可能聽了我不少他們認為我有的缺點和錯誤,但我仍不相信他們會捏造事實,無限上綱,強行誣陷。太下作了!我如實反映港人情況,是賣國嗎?他們不向中央及時反映香港人真實的情況,就是愛國?真是顛倒是非,莫此為甚!特別是魯平,竟誣陷我認同蘇海文等人的建議,無中生有,果然獲得新領導人的賞識重用升官。
五中全會,江澤民及李鵬舉起「治理、整頓」大旗,阻止改革開放,我很失望,決心退休。會議中,我跟組織部宋平表示要退休,但沒有談成。其間,我去找楊尚昆說要退休,楊尚昆就說:「不要再說退休了,沒有人啊!」我說葉選平可以啊,香港人反應很好。楊尚昆答說:「這個考慮不錯。」不過仍沒有下文。後來有人告訴我,江澤民在港澳辦的一個文件上,批了一句話:「看起來許家屯確實很右。」批過以後,江辦就把這個批語給港澳辦。港澳辦一位處長從魯平手上看到這幾個字,後來江辦又急忙把批語收回去。
我把這幾個情況匯同起來,那為什麼要戀棧?所以在回到香港以後,就在出席巨商鄭裕彤的君悅酒店皇朝會俱樂部開幕儀式剪綵時,我趁機向採訪的記者講,我已經向中央提出請求退休,批准是遲早的事。見報後,第三天我就得到消息,事情突然有變化,周南要來接我的任。後來中共中央來電報,要我回京。回京後,李鵬跟中組部的副部長見我。李鵬說:「中央決定你退休。」我感謝中央的決定。李鵬徵求我的意見,問:「周南接任怎麼?」我說:「周南很好啊。」會後我回香港準備交代。不到兩天,忽然接到電報,新華社所有副社長同我都要到北京開會,在開會路上,我碰到姬鵬飛,姬作無辜狀說他事前不知情。我說,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中央一句話都沒有,不知他們是怎樣評估的,我有點意見。後來江澤民趕到主持會議,宣布中央決定我退休,調回,周南接任。江澤民加了一句:「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工作期間,還是有成績的。」當時我反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一九九○年三月開最後一次會議,周南可以先到任,但是否可以等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然後再公布周南的人事,江澤民講:「不必了。」
當時江李有很多失常的活動,例如未經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布,就迫不及待派周南來接我的差事。周南二月到港,我和副社長們商訂擴大春茗酒會,同時向港人告別,租用了國際貿易會議中心的大會堂。我在致詞時,特別介紹新社長周南,為周南「祝福」,但是反觀周南在致詞時,一字未提許某的姓名和離港的事,香港人很敏感,會還沒散,會場議論紛紛,一下會場好多人過來問「是怎麼一回事」,很不正常。
我認為他們要像對付梁湘一樣對付我。梁湘當時是海南省長,江澤民、李鵬用中央名義,發電報要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杰去北京討論海南洋浦開發區,結果一下飛機就由警衛部門帶走,後來用莫須有的罪名判了梁湘的罪。
周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到任,我因參加最後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翌年四月下旬方正式離開香港工委。可是,周南一到任,立即成立所謂「許家屯專案小組」,自任組長,鄭華為副組長,調查我在香港任內的所謂「人、財、物」。按中共組織原則,調查一個省部級主要幹部,須經中央常委或總書記決定。周南的動作,顯然是奉命而來。四月二十日,我到深圳搬家,新華社有幹部從香港趕來告訴我,周南已將調查我「人、財、物」的專案報告,報送中央,結合一系列不正常現象,可見中央有人士謀我之急。
「六四」風波,我雖與趙紫陽謀求解除「戒嚴」活動,在香港沒有執行李鵬的所謂指示;江澤民上台後,沒有執行他「治理整頓」改革開放的方針,而魯平、周南等不過是他們「整頓」我的工具。我與周南、李後等無私人恩怨,他們在胡耀邦、趙紫陽任內,因思想行為「一左二窄」鬱鬱不得志,在新主子下,一拍即合,成為過河卒子,得到信任,升官重用。至今仍對一個老弱者不放手,所為何來?如果他們編造的事實是確實的,為何不在開除我黨籍時,公開列出,而僅以「莫須有」、「背離人民」作藉口?
周南的專案調查報告,那時早已在手;用來豈不堂而皇之?現在看來,如果不來美「旅行休息」,至少魯平、周南所謂的「賣國」帽子是難逃的。我的下場,豈不比趙紫陽更慘?
(原載本刊二○○七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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