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不應反對問責制(張楚勇)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最近接受剛創辦的刊物《A45》訪問,對高官問責制成立後的特區政府眾多管治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

  陳方安生指出,目前特區政府最令人憂心的地方,就是在「未成熟、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將一套行之有效的體制陸陸續續拆散、削弱」,換上一些未經考驗的制度和做法,導致政府的管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明顯地,陳方安生的主要批評對象是問責制。她形容特區政府稱讚問責制表現良好是「自欺欺人」,又具體地指出問責制所衍生的問題,如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之間欠缺信任和溝通。她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行政長官必須以身作則,清楚說明其管治價值,並對局長和公務員的要求要基本上一致。另外,她又批評在問責制下,政務司司長失去了協調各政策局的權力,而特首又沒有時間擔綱協調角色,使政府部門各自為政。

  其實,在公共資源調配方面,原本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資源調配委員會已不再發揮效用,每個政策局都向特首要錢,變相鼓勵政策局只顧自己,忽視全局,完全破壞了良好的「既定程序」。陳方安生指出,從特區政府不再重視在檔案上寫下會議記錄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步驟嚴謹的政務官制度正受到破壞。她批評說﹕「今時今日……上司口頭說了下屬就要照做。全無紀錄,怎樣學習﹖怎樣培訓﹖怎樣提拔下屬﹖」

  原則上,我很認同陳方安生的觀點——主張政府在深思熟慮前不應改變行之有效的體制。不過,說到底,我指出她對問責制的批評,只是技術性的批評,她極其量只是批評問責制在配套不完備時就匆忙上馬,弄至得不償失,並非從原則上要推翻或否定問責制。

  相反,在其他的觀點上,陳方安生反而從側面證明了問責制的重要﹕第一,就是她支持發展政黨政治,要讓政黨執掌政府權力,成為執政黨﹔第二,她實事求是地指出,政府與立法會分權是無可避免的事,面對一個「有實權」的立法會,加上市民對民主的期望,我們已「不能留戀殖民地那一套」。

  如果我對陳方安生的說話沒有理解錯誤,我相信她不是、也不應該否定問責制。陳方安生曾說,沒有什麼政治工作是公務員不能做的,這一點我並不同意。除非我們要把公務員隊伍政治化,否則,公務員是不應負上政治責任,甚至因為政治失誤而下台的。我深信陳方安生不想公務員政治化,但當下香港的政治,對官員政治責任的要求跟往昔已不一樣,沒有問責制,政府如何在政治上向社會負責﹖

  同樣道理,要加強政府最高決策層的協調力,其關鍵並非政務司司長的職權問題,而是在對民主要求日高、各黨派參政議政已不可避免的今天,如何能在政制中發展出有團隊精神的政治領導階層的問題。陳方安生當然看到這方面的問題,因此認同政黨政治的發展。如是者,我們便不可能再倚靠政治中立、以行政管理為志業的公務員隊伍獨挑良好管治的大樑,問題只是如何有效有序地去發展香港的民主問責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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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接受《A45》訪問時,罕有地批評高官問責制(《A45》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