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蝶衣創辦《明星日報》 (容若)

  我於香港《明星日報》(一九五五—五六)結束三十年後,認識了報界老前輩陳蝶衣先生。時值他離開《香港時報》不久。於一次敍餐同席,而且坐在一起(這種情況以後出現多次,包括一九九○年香港國際筆會敍餐,見本頁圖),因而有機會多所請教。交談中發現彼此有「三同之緣」——都是酉年出世,生肖屬雞,一也;都認為現用「身份」一詞不宜復古為「身分」,二也;同是「明星中人」,三也。

掀起選舉影后高潮

  原來,陳蝶衣早在一九三三年已於上海創辦《明星日報》,比香港的同名日報早了二十三年。上海《明星日報》首開報紙選舉電影皇后先例,隨即掀起選舉影后高潮,所選影后胡蝶(廣東鶴山人),被蘇聯點名出席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因而得以向歐洲六國宣傳國產電影之成就。經過如何,值得回味。

  陳蝶衣(一九○九—二○○七)本名韺,字積勛,因憤強鄰欺我而以滌夷為號(蝶衣、狄意皆其諧音)。他是江蘇武進人,武進於清代屬常州府,故亦稱常州人。因曾參加蘇州「鴛鴦蝴蝶派」組織星社,有人說他是蘇州人。陳家頗富有,但他十五歲即入報行——在汪漢溪的《新聞報》當文書。《新聞報》是上海銷紙最多的報紙,而內容多樣,這對陳擴闊視野有莫大幫助。稍後其師步章五(字翔芬,河南杞縣人)辦了一張小報,名為《大報》,邀他任助理編輯。一九三○年前後,陳蝶衣先後擔任多家小報的副刊編輯,包括胡雄飛的《社會日報》和施濟群的《金剛鑽報》。在此期間,中國電影事業飛躍發展,競爭劇烈,尤其是大公司如聯華、明星、天一、藝華等,已有能力佔據好萊塢(港譯荷里活)在華市場。當時上海大小報紙四十多家,都利用這個形勢,增闢有關電影的專欄乃至出特刊,尤以《申報》、《新聞報》和《時事新報》三大報為然。各大電影公司也通過輿論導向宣傳自己所捧的明星,特別是女明星。陳蝶衣不失時機地通過新辦報紙選舉電影皇后。

  選舉影后,上海也曾有過,那是一九二六年新世界遊藝場選出張織雲為影后。由報紙選后,卻是陳蝶衣開先例。他辦的《明星日報》選后,標榜「鼓勵諸女明星之進取心,促成電影之發展」,選舉由一九三三年元旦開始投票,二月廿八日截止,並於當晚將選舉結果揭曉:胡蝶得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票,陳玉梅得一萬零二十八票、阮玲玉得七千二百九十票,胡蝶當選電影皇后。

  胡蝶是明星電影公司演員,該公司與《明星日報》雖則同名,彼此並無利益或從屬關係。選舉是憑讀者投票多寡而定名次,且每天在《明星日報》發表。

  胡蝶高票當選,主辦單位將選舉與「航空救國」結合,於三月廿八日在上海靜安寺路大滬舞廳舉行「航空救國遊藝茶舞大會」,由《明星日報》社長陳蝶衣、編輯馮夢雲、經理毛子佩主持。除電影界知名人士、娛樂記者,群星薈萃,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成了主禮嘉賓,門票每張一元,收入全部捐贈「航空救國」運動。明星公司著名演員徐來、宣景琳、徐琴芳等表演了精彩的歌舞節目。影后胡蝶,也應來賓要求,演唱了《最後一聲》。

  《明星日報》選舉影后,引起廣泛迴響。就在這個一九三三年中,英商中國肥皂有限公司舉辦了「力士香皂獎明星競選」,胡蝶又以六千一百七十九票名列第一。一九三四年,中國福斯煙草公司又發起「中國電影皇后及十大明星競選」,選舉結果在《申報》揭曉,胡蝶再次獲選電影皇后。

  就在一九三四年,上海《影戲生活》日報也辦電影皇后選舉,陳玉梅以三萬零二百三十二票當選影后;河南省開封市《聯星影報》的選舉影后,則以阮玲玉當選。陳是天一電影公司的演員,阮是聯華電影公司的演員。至此,三家大公司在報紙選影后「各得其所」,但以胡蝶風頭最勁,聲聞於國外。

  至於電影明星選舉,一九三四年上海也有兩次﹕一為《電聲》週刊舉辦,一為《大晚報》舉辦。

  電影皇后及電影明星的選舉,都刺激了報紙的銷路,也成了電影公司競爭的焦點。三位影后,阮玲玉以表演藝術受美國重視,而胡蝶則吸引了蘇聯的注意。胡被蘇聯點名出席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她與梅蘭芳受到蘇聯同等重視。這一年,胡蝶先後到過莫斯科、柏林、倫敦、巴黎、日內瓦和羅馬,共遊歷了歐洲六國,行程中介紹中國電影之特色及其發展。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日亟,形勢日緊,國民政府加強抗戰準備,軟性的作品及刊物備受批評,娛樂事業迭遭限制,乃至舞廳、夜總會被禁止營業,電影自然也蒙受影響。離不開電影娛樂的《明星日報》就難以辦下去了。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全國的新聞、電影、戲劇等工作者齊集武漢「共赴國難」。陳蝶衣也離開上海,前往武漢,與友人合辦一張《抗戰晚報》,以鼓勵前線士氣,直到武漢陷落前夕。

支持寫「身份」不寫「身分」

  陳蝶衣既是「老上海」,也是「老香港」。他很早就來過香港了,那是一九三八年,由武漢乘粵漢鐵路火車經廣州來港。只逗留了兩個月,回到上海。第二次來香港,在一九五二年,離開了曾寫出大量時代曲歌詞的上海,又往廣州,再經澳門來港。抵港不久,即恢復與報館聯繫,那是在《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闢有專欄。至於在該報當副刊編輯,則晚至一九七八年,其時該報兩位社長許孝炎、陳訓悆先後去職,接任者是陳寶森。陳蝶衣只幹了幾年,因某宗官司敗訴,陳寶森竟歸咎於蝶老,無理「勸退」,不給退休金!我認識蝶老時,他僅在《星島日報》(社長胡仙)和《香港時報》(社長已換上金達凱)寫稿而已。

  一九九○年,陳蝶衣支持我兩個用字原則﹕寫「報道」不寫「報導」,寫「身份」不寫「身分」。當然,作舊詩,引用古書原文,「身分」照用,其他廣泛用途,一律用「身份」,這是蝶老和我共同堅守的原則。

  我曾在《天天日報》(社長劉天就)的專欄指出,「報道」一詞始見於唐、宋詩,且引過蘇軾「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兩句詩,但忘記了詩題。後來,蝶老在《華僑日報》(社長潘朝彥)以同樣的觀點也引了同樣兩句詩,卻指出詩題是《縱筆》,補我之所忘。佩服佩服!

  為了反擊港英律政署一九九○年通過把身份證的「份」改為「分」,我和陸離都指出其弊﹕一則引起社會用字混亂,再則因數百萬人換領新證而浪費公帑。事聞於蝶老,他對我說,香港之有身份證,是沿襲大陸的,大陸自有身份證,「份」字即有人旁,一旦復古為「分」,實在擾民!

  社會各界廣泛反對「身份」改成「身分」,官方擇惡固執,直到「跨越九七」——嚴元浩由港英律政署法律草擬專員變成特區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謝志偉由港英雙語諮詢委員會主席變成特區雙語諮詢委員會主席,他們先後為「身份」改「身分」辯解(嚴七月在《明報》,謝十二月在《信報》),引起各方更激烈的反應。立法會議員胡經昌、范徐麗泰各提出反對理據,後者更提出《基本法》用「身份」,香港法律條文就不該改用「身分」。

  二○○二年,陸離發起文化界七人小組,約見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反對「身份」改「身分」。七人除陸離(文學)外,有張文光(教育)、鄭經翰(傳媒)、香樹輝(傳媒)、張同祖(電影)、楊凡(電影)和容若。六位各提出「身份」不應改「身分」的理據;容若則遞交了論文《由「身分」到「身份」的規律性》,內容從漢字源流、字詞的性質及應用等方面論證「身份」何故不宜復古為「身分」,並具體指出了嚴、謝及另一名叫朱承朴的人言論的謬誤。

  不久,保安局決定維持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香港身份證的「份」字照用,不改為「分」。源於港英律政署的「身份」改「身分」之變,至此得到撥亂反正。蝶老聞而莞爾。

《花窠詩葉》中尋三種生年說法

  陳蝶衣的生年,流行三種說法﹕生於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生於一九○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和生於一九○九年(清宣統元年己酉)。三種說法都可以在陳著《花窠詩葉》中尋找理據。

  按,蝶老來港後所作五七言詩,彙編為《花窠詩葉》,按年分集定名。三種生年說法,怎麼據詩取證,分述如下﹕

  一、一九○七年說,是依照一九六七年(丁未)所寫《野興集》最後一首《丁未除夕》內容推測。此詩最後兩句云﹕「自喜壽如金石固,且逾牛酒少陵年。」其意是,自己活得比唐代大詩人杜甫(少陵)更長命,理由是,《舊唐書》記載杜氏「在耒陽,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時年五十九歲。換言之,蝶老自己此時已活到六十歲(一九○七年到一九六七年恰為六十年)。

  二、一九○八年說,是依其一九六八年(戊申)所寫《循環集》的篇名(六十年一循環)及其中一首《六十生日自述》內容推測。(一九○八年到一九六八年,恰為六十年)。

  三、一九○九年說,是依其一九六九年所寫《周甲集》內容推測。此集有《序》云﹕「清宣統帝踐阼於歲己酉,吾降(生)之年也。民間紀元,適逢周甲,自喜倖全,因以名集。」且引《周甲集》第一首《己酉歲朝》全首如下﹕

  周甲重逢己酉年,闔家相慶說生全。人言兵隙逃非易,自謂花間隱可憐。夢覺已遺秦矢鏃,飲酣常指漢山川。韶光易逝陳編在,臆想生還涉世前。

  蝶老說得很清楚﹕他生於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九年),到一九六九年恰為六十年,即過了一個甲子輪迴,所謂「周甲」是也。六十年間,他避過許多人避不了的戰爭災劫,得保全家安寧。

  三說比較,是否一九○九年說最為清晰明確呢?我就採用此說。至於蝶老何月何日生?我也有準確答案。

  事緣蝶老晚年重刊《花窠詩葉》,我為文推介後,他兩次約我到九龍尖沙咀百樂酒店西餐部吃午餐,一次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廿三日,贈我以《花窠詩葉》上冊。一次在二○○○年三月廿八日,贈我以《花窠詩葉》中冊。後一次出乎我意外的,是他告訴我,他是宣統元年己酉重陽節前一天出世的。後來我為他折曆﹕宣統元年己酉九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九○九年十月廿二日。按中國年歲,這一年他已經九十二歲了。

  我要送蝶老回粉嶺陳宅,他說﹕「你送,我就不走了!」見他在車站聳身一躍而上巴士,回頭招手一笑,不禁暗歎﹕「矍鑠哉!是翁也!」

  網上流傳,有人自稱是「陳蝶衣老友」,於二○○五年得其親筆信,說是「白露」那天出世。可惜蝶老墨蹟未見展示。這個不同意見,姑存錄之。

  陳蝶衣既是老報人、老詩人,同時是著名的國語時代曲作詞人,又是國語電影編劇家。他經常提及已故作曲家陳歌辛(一九三三年《明星日報》選影后時相識,一九六二年病殁於安徽勞改農場),談及《鳳凰于飛》、《前程萬里》兩首時代曲(俱陳歌辛作曲,陳蝶衣作詞,周璇演唱),我興之所至,於此二曲各哼了幾句。蝶老說:「不少人讚這兩首歌,讚周璇唱得好。」我說﹕「周璇的歌,紛紛被後來的歌星翻唱或借用其旋律另譜『新』曲。」蝶老點頭認同。我說:「周璇對粵曲影響極大,數十首的旋律,被『借』作粵曲小調,名為『廣東音樂』。」蝶老歎息﹕「不幸短命死矣!」蝶老常讚另一國語時代曲作曲家李厚襄,稱為「師襄」;又提及國語時代曲作詞人李雋青於四十年代前期寓愛國心於情歌的字裏行間,不可多得。他還談到一九六○年前後《晶報》的「影談」也提過他任編劇的國語片,還說張徹成為大導演前也寫影評。我告訴他﹕「張以何觀筆名在《新生晚報》(社長張獻勵)寫,正與我寫『影談』同一時期。」

 《花窠詩葉》內容不少反映國情變遷與香港風貌,有機會當擇其要者而作「注疏」,幫助大家「集體回憶」。

  (作者是資深報人、香港文字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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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香港國際筆會敘餐,陳碟衣(右)與容若同席。(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