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後對一國兩制的反思 (張楚勇)

  佔領主要街道的雨傘運動結束之後,香港面對不少政治難題。其中包括本地的民主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特區政府在面對民主派的不合作抗爭時怎樣維持有效管治,以及因佔領行動所產生的社會分化可以怎樣彌補等等。來自北京的一些意見認為,以青年人參與為主的佔領行動反映了香港需要對一國兩制再啟蒙,以加強香港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其中一項主張是要求我們每個學人都要敢於理性獨立思考,並以此作為標準指導我們的行為。我覺得在雨傘運動結束後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對一國兩制再啟蒙,而是實事求是地看看一國兩制出了什麼問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這重大國策時,其目的是要務實地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作出努力,在台灣和大陸的不同政治體制之間、大陸與港澳的不同經濟和社會制度之間,以及在中國和英葡殖民宗主國之間,尋求可行的妥協方法,在達至中國統一之餘,充分尊重台港澳當地各自不同的制度和高度自治權。因此,一國兩制的性格並非是由抽象而講求邏輯一致性的理性所決定的。它是務實、求同存異、避免衝突對抗的。一國兩制所追尋的,不是理念或意識形態的連貫性,而是在充滿張力甚至矛盾的不同理念和體制之間,不求理性上的一致,只看實際上的包容。因此,在內戰中的敵我政黨應要放下恩仇,姓資姓社可以兩制並存,昔日的侵略者可以是今天聯合聲明的夥伴。儘管目標是收回主權,手段卻是有商有量。

導致今日困局的原因

  可是,在香港回歸十七年後的今天,在政改爭議導致的大規模雨傘抗爭運動當中,這種務實、求同存異、避免衝突對抗的一國兩制,已逐步被教條、勝者全勝、非友即敵的思維和行動所取代。後者這些和一國兩制原本性格不相符的取向如果繼續惡化的話,恐怕在不久的將來,一國兩制就是名存也逃不了實亡的命運。

  導致今天這樣的一個困局,我認為中央、特區政府、特區的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北京近年對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的傾斜越來越嚴重,但對尊重兩制是一國自我設限的莊嚴承諾卻日益稀薄。人大常委會在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就香港普選安排的強硬而具體的決定,是沒有在法律框架中自我設限的政治決定,因為決定既非依照《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政改程序作出,也超出了人大常委以往對政改第二部曲的安排,在接納香港的政改報告和批准特區政府展開未來政改方案的諮詢時,已率先詳細地為具體的可能安排設下種種限制。儘管人大常委擁有中央憲政地位的權威,但這類超越法律框架中自我設限的政治決定,對以完整包容的觀點去理解的一國兩制,有充分的尊重嗎?其他如二○一四年六月份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對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宣稱,以及要求香港司法人員在內的管治班子對一國的效忠等,都使人感到北京那種尊一國、輕兩制的偏向。

北京對香港建制派也不放心

  香港民主派批評人大常委「八三一」的決定是假普選,關鍵是這決定規定要取得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支持,才可以成為下屆特首的候選人。換言之,反對「八三一」決定的,把提名委員會提名的二至三名候選人,視作是中央篩選後才接受港人一人一票洗禮的欽點式建制人物,所以這是既不公平,也剝削了選民的提名權。

  名義上,北京說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均衡參與,讓商界、金融業等精英能發揮作用。但我認為這安排其實表示了北京對香港建制派也不放心。依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安排,一千二百名委員中約一千人幾乎肯定會由建制派人士出任。「八三一」的決定規定提委會參照選委會的界別、組成和產生方式來選出。這便等於說,未來的提委會約有一千委員幾乎肯定會由建制派人士出任。以提名二至三名候選人的規定來說,假若一提委只限一提名的話,平均只要取得三百多名建制提委的支持便很可能成為三名候選人之一,餘下的約二百名民主派選委根本不夠人數提名其陣營中人當候選人。中央把提名門檻定在半數以上,其實是對建制提委的不信任,擔心他們部分會和民主派合作,成功提名中央不屬意的人成為候選人。這種在選舉上要做到穩操勝券的安排,和兩制中相對尊重程序公正的自我設限精神是相違背的。尊一國輕兩制在此可見一斑。中央傳媒在佔中運動期間一度對香港富豪沒有公開指摘佔中作出追究,後來雖然收回有關報道,但那種非友即敵,連不說話的自由也不滿的傾向,對務實的一國兩制很容易造成損害。

道德感召不一定敵得過勇武抗爭

  反對派方面,那些堅持公民提名、寸步不讓的,和中央那種強硬而不留餘地的取態如出一轍。包括大律師公會在內的不少法律意見認為,公民提名並不符合《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規定。主張公民提名者,當然也可以主張修改《基本法》把公民提名加進這小憲法之內。但《基本法》一天未改,堅持寸步不讓,就是讓對某種民主提名權的片面信仰,凌駕在求同存異、實事求是地解決分歧的要求之上。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他們原初的策略是以大規模公民抗命的行動作籌碼,希望迫使中央同意和泛民主派談判,以便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普選方案。但理性的計算往往擋不住意料之外的結果的出現。佔中運動在他們安排的普選方案協商討論和投票當中,把所有沒有公民提名安排的方案一一淘汰,令求同的基礎根本無從說起。之後對抗局面到了無可避免的時候,佔中組織者在雨傘運動中從頭到尾都處於被動。首先由學聯和學民思潮(「雙學」) 率先「重奪」公民廣場迫使「佔中三子」要提早佔中,到之後在旺角佔領區和龍和道出現的種種不受「三子」和「雙學」控制的勇武衝撞,整個雨傘運動越來越被主張行動升級的群體主導,以致後來出現以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而得到「雙學」有條件的支持,「雙學」更在十一月三十日呼籲行動升級,讓示威者直接衝擊在政府總部的警察防線,就是發生流血衝撞也在所不措。一旦形成對抗的格局,警方和示威者雙方行動升級容易,「三子」退場困難,道德感召不一定敵得過勇武抗爭,「愛與和平」公民抗命換來的,是暴力被認為是有可以接受的灰色地帶。

創造條件讓中間力量主導

  雨傘運動喚起了一整代年輕人對香港民主的追尋。他們當中的積極分子不滿過去三四十年香港民主運動太不痛不癢,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換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假普選」承諾。他們認為民主回歸已死,香港是我主場,不接受中央定下的規則,甚至要抗爭行動不斷升級,抗命到底。但在香港內部的激烈抗爭,以及所謂的不合作運動,真的能動搖到偌大的、遠在北京的中國政權嗎?這些積極分子對溫和民主派和一些傳統社運人士的不滿,不低於他們表面上對特區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痛恨,他們在不接受「大台」(即泛民組織領袖)指揮之餘,卻在言論上展開簇擁勇武式的領袖造神運動,假追尋民主之名,以粗暴的方式去打擊溫和的民主力量。這樣的「民主」運動,能在香港持續發展嗎?

  上述中央和反對派的強硬立場,一方面是互相對立,但另一方面在性質上卻如出一轍,都是站在一國兩制那種務實性格的反面。這正是令人最憂慮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目前特區政府不但在兩者間起不到緩衝作用,在憲政問題上只做中央強硬立場的傳聲筒;在面對內部抗爭時也只懂躲在警隊背後,任由理應中立的執法機關直接受政治衝擊。至於香港的大部分建制派,不少繼續躲在小圈子選舉的政治特權背後,卻產生不了能駕馭政局的建設力量。他們當中的領袖從董建華到梁振英,沒有一個是能夠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的。這樣下去,香港能不變成管治不了的地方嗎?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政治前景困局重重。原本務實的一國兩制逐步被對抗政治的激進抗爭所取代,換來的極可能是日益高壓的控制。解決之道,端賴各方能否恢復一國兩制的精神:也就是在充滿張力甚至矛盾的不同理念和體制之間,不求理性上的一致,只追尋實際可行、求同存異的包容。要這樣做,首要是北京能有遠見,在香港創造條件,讓中間的而非分化的力量再次主導,否則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大概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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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清場前,幾個年輕人在夏愨道掛起「It's just the beginning」橫幅,意指清場不代表爭普選運動結束,而是開始。(明報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