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後的追問:讀韓少功《革命後記》 (林崗)

革命是經久不息的話題,就像革命本身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屢見不鮮一樣。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它總是毫無章法、毀壞巨大,卻又如期而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是被革命所點燃、所激發、所纏繞的中國,始則歡呼,繼之激昂,而終至於欲罷而不能。它深廣的影響和後果,毫不誇張地說遍及走過這條「世紀大道」的每一個中國人。正因如此,雖然已到了新世紀,革命依然像「話題炸藥」,最好按下不表,但卻一觸即發。韓少功新著《革命後記》此時浮出水面,似乎就是一個恰當的注腳。
這本書所談論的那場革命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而更像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席捲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餘波。「革命」一詞之前需要冠以與它似無關聯而令人費解的修飾語—「無產階級文化大」,也印證了它本身不像堂堂正正的革命。韓少功有個看法也是恰當的,把它看作中國革命的「下半場」。「下半場」當然是承接「上半場」而來的,但輿論界對這兩個半場的理解,面目卻是大大的不同。「上半場」至少是圖像清晰,來龍去脈均無大的異議,所差者在立場而已。而文革這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下半場」,真是人言人殊。每一個論者灌注其間的愛恨情仇,連他自己也說不明道不清。古人有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感歎,而文革作為一個談論對象,其難斷的程度又超出家務事何止萬倍。緣故何在呢?我自己也想弄明白,但想了很久,僅有一點淺見而已。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距離尚近,很多談論者也是親歷者。親歷不同,看法就各異了。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數十年造就經濟繁榮隨之產生的社會再等級化和階層固化,雖發生在「革命之後」,但使得社會氛圍又讓人嗅到一絲「革命之前」的氣味,於是文革就像歷史三明治,夾在了中國現代史三段的中間,從前面看過去和從後面看過來,面貌截然兩樣。如同魯迅,站在魯四老爺的立場看就是「新黨」,但站在創造社的立場,他又是「遺老」。「新黨」與「遺老」集於一身,這筆賬怎樣算得清呢?也許正是這種「妾身未分明」的歷史特徵,產生了思考的挑戰,吸引「思想的瞎子」前來摸象。韓少功不愧為一個智勇雙全的「瞎子」。他與那些隔岸觀火做足案頭功夫的專家不同,從自己苦樂兼備的文革體驗中獲得啟示而審視歷史的迷宮;又與那些沉浸於自身悲歎的歷史申訴者不同,具備冷靜和理智的眼光而看到歷史現象的多面性。於是呈現於世人面前的《革命後記》就頗有它不同凡響之處,它對文革的闡釋新穎、獨到、充滿思想的啟示。這是我讀過的最有思想張力的一個關於文革的文本。

社會政治現象的經濟學解釋
如果硬是要貼標籤,我想韓少功的文革闡釋大概可以稱作社會政治現象的經濟學解釋,其觀察眼光近乎西方新經濟史學派。我讀《革命後記》,讀着讀着不知為什麼就想起諾斯(Douglass C. North)和湯瑪斯(Robert P. Thomas)合著的那本《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雖然兩者面對的歷史現象和解釋的尺度完全沒有可比性,但在觀察歷史現象的立足點上還是有接近的地方。經濟學各有路數,但都暗含一個推理的前提,這就是人的自利和逐利本性。抽去這個前提,經濟學大廈恐怕會轟然倒塌。而經濟學家就是由此出發去觀察和解釋人類社會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韓少功對人的自利和逐利本性顯然有深刻的認知,他的創見是將這種對人本性的認知由經濟領域伸延至社會政治領域,於是就成為進而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的入門鑰匙。在進行這種伸延的時候,他改變了用詞,將自利和逐利具體化為攀比和競爭,如他所說「攀比和競爭是人性的基本面之一」。當秉有此種本性的人,生活在經過「革命大掃除」之後建成的單質和平均化的權力社會時,「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財產私有制取消後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誇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場了」。新社會場景下攀比和競爭的對象就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在這裏,韓少功又引入另一個支點解釋文革的發生,這就是制度規則。正是人性和制度規則的交互作用,將中國社會由看似風平浪靜的五十年代帶進濁浪翻滾的文革歲月。韓少功認為「社會是人性定型的模具」。人性就是材質,而制度規則就是模具。一樣的材質被灌注進不同的模具,於是就被塑造成不同的模樣出來。換言之,自由逐富求財的制度規則,自然塑造人們在「經濟場」展開搏殺,以抱得財神歸為人生至高目標和成功的標準。這種社會塑造出來的人就是「經濟人」。但在政治掛帥求財無門的制度規則之下,它就塑造了人們在「政治場」相互攀比和競爭,以得到權力的高位和與此相應的物質待遇為人生目標。很顯然從這社會模具走出來的人只能是「政治人」。韓少功對自己的推論顯然是抱有自信的,他問道:「我們有什麼理由採取雙重標準,把這一些再尋常和再務實不過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瘋子?我們有什麼理由對逐利這一最基本的人權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驚小怪,然後對自己的逐利業績倒是津津樂道?」這裏說的逐利當然不是財富意義的逐利,而是政治意義的逐利,儘管這種逐利最後也能兌現物質利益。到此,韓少功已經建構了富有創造性的文革解釋。我的講述大大省略了《革命後記》原文的詳細鋪陳申論,但希望不至於扭曲韓少功的原意太多。省略的目的在於突出《革命後記》文革解釋的理論支點。我認為,韓少功文革解讀的長處和弱點都與這個理論支點有莫大的關係。

全民聖徒化與員警化
《革命後記》洋洋灑灑十餘萬言,而最為精彩的地方我認為是長文的中段,亦即是韓少功正面闡述自己文革解釋和展開敍述的部分。他文革中的摸爬滾打和出色的文學才華幫了他不少忙,為《革命後記》大大增色。一面是學理洞見,另一面是細節豐富的故事生動講述,兩者融合在一起。他把五十年代新制度下的地位競升途徑分別稱為「奉獻型競爭」和「攻擊型競爭」。前者通俗的講法應該就是「學雷鋒」,而後者則是「與人鬥」。「奉獻型競爭」導致的結果是「全民聖徒化」,人人都是「活雷鋒」,「六億神州盡舜堯」;而「攻擊型競爭」導致的則是「全民員警化」,社會沉浸在揭發、批鬥、人整人的氛圍之中。韓少功認為,社會制度對人的這種誘導、規訓、塑造使得文革已經不難想像了。他說,「一切條件都已具備。聖徒化與員警化兩大政治泡沫交匯,文革其實已呼之欲出。在毛澤東那裏,後者誇大敵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必要性;前者美化民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可能性。」很顯然,韓少功力圖描繪出一個孕育文革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基礎,他的闡述富有啟發的地方在於他能夠透過無數不無虔誠的參與者的「赤膽忠心」看出裏面的「利益博弈」。寫到這裏,我想起《革命後記》亦提到的一位美國學者瓦爾德(Andrew Walder)寫於早年研究中國工業化的一本書,《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瓦爾德着墨分析了中國再熟悉不過的那個年代一種人物—「積極分子」。在我當年的概念裏,「積極分子」就是「又紅又專」,或者說「紅」比「專」更為出色的人物。「積極」意味着向「組織」靠攏,意味着更多的奉獻和自我犧牲。但瓦爾德卻不如是說。他撕開這層意識形態的面紗,看到「積極」背後的利益獲取。因為你的「積極」而一旦入了「組織」的法眼,就會獲得獎勵,包括名譽的和物質的。這樣,你的社會地位和匱乏時代有限的物質利益就會躍超芸芸眾生之上,由群眾而黨員,由平頭百姓而幹部,由小隊長而大隊長。這種人生的模式與我們今人所熱衷的「成功」,在本質上並無二致。人生競賽改變的是入場參賽的規則而不是競賽本身。在看待社會現象的路數上,韓少功與瓦爾德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無法繞過的毛澤東
我得承認,韓少功文革解釋自有其深刻而獨到之處,他將紛繁複雜多面的文革置於廣闊的社會制度背景之下,不但描繪出冰山海面之上的奇觀,而且深入到海面之下描繪出文革冰山不為人知的隱秘機制。恕我孤陋寡聞,但至今也沒有讀到第二家如此啟人心智的文革解釋。然而我有時亦自問,這種制度規則解釋的有效邊界在哪裏?其他的文革敍述,真的像《革命後記》所貶義稱呼的那樣,就是文革敍述的「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而毫無可取之處麼?如果不是,問題又出在哪裏?
無論將文革置於什麼樣的背景之下,只要談論到文革,我認為有一點是難以迴避的。與它是新制度規則的產物一樣,文革也是一個精心謀劃的政治決定。政治決定關乎人,關乎做出決定的領袖。韓少功的用詞恰如其分,他說在新制度背景下文革其實已是「呼之欲出」。我卻需要補充一句,無論怎樣「呼之欲出」,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所出的那個事物。必須要有人「呼」它,它才出現於世間。那個召喚它,呼它的人,我們是無法繞過去的。如果不能直面,那關於文革的劇本就缺失太多了。文革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漫長革命史的「下半場」,它和「上半場」還不太一樣。對於「上半場」,我們還可以說大地之上各處都有舊制度點燃的星星之火,這些星星之火旋生旋滅,醞釀良久恰遇風雲際會而終至於燎原大地。以它的難以避免性來說,「上半場」要遠比「下半場」無法避免,它更像「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下半場」卻不能作如是觀,它其實容易避免得多。離開了毛澤東個人的威望和魅力,離開他多年的謀劃,包括組建班底、找尋突破口、選擇出擊乃至親臨上陣的時機等等,文革是很難成事的。縱使新制度的危機會爆發,但以文革那樣形式爆發出來,其機率應該是很低很低的。即使他老人家擁有如日中天的「奇里斯瑪」(charisma,即「個人魅力」)大能,也費了老鼻子力氣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正如所知道的那樣,毛澤東曾經風趣地說自己一生只做過兩件事,第一件將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另一件就是發動文革。他有意無意漏掉了建立新國家這件更大的事兒而念念不忘文革,不僅說明文革在他心裏佔有「半壁江山」的分量,而且說明此事非他莫屬。政治決定當然有它的制度基礎,但制度基礎並不必然導致某一種政治決定。相同或相近的制度基礎可以表現為不同的政治決定,制度基礎在上升而凝結成為某種政治決定的時候,它一定與做出該政治決定的人的性格、稟賦、理念、期待甚至焦慮都息息相關。政治是屬於人的,制度基礎作為社會歷史現象的解釋並不能包辦而說明一切。
在觀察文革的時候,我們還不要忘記在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洗禮而建立新政權的國家中,也只有中國才在其當代史中發生文革,而其他國家沒有發生。講到革命過後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其他小國不論,中國與蘇聯最為接近,社會基本制度幾乎是從蘇聯複製過來的。然而蘇聯並沒有發生類似文革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革命過後所建立的權威主義色彩濃厚的新制度可能有它的制度危機,如果硬要比較,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可以拿出來一比。但是斯大林的肅反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個手法兇狠、目標單純的內部清洗,將文革與肅反相提並論顯然是不合適的。雖然文革也有內部清洗的意思,大概是清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吧,可是手法和目標完全不同。如果斯大林的肅反是一個步驟嚴密的三段論,毛澤東的文革就是一首詩。雖然都是要傳遞出一些什麼內容,但詩比三段論有意思多了。詩有浪漫的想像、誇張,有令人眼花繚亂的修辭,也有神秘兮兮而無從達詁的詩句背後的玄義和奧秘。當然我們不要忘記,詩也是不着邊際的,而正是它不着邊際的這一點,詩也是害人不淺的。要從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利益博弈」規則去追問肅反和文革的制度根源,應該說它們的制度根源最為接近,可是偏偏俄羅斯大地催生的是乾淨利落的三段論,而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是浪漫的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是歷史本身錯了還是我們的解釋不夠完善呢?我只能相信後者。歷史現象總是個別的,尤其是我們所聚焦的歷史是像文革那樣發生在不是很久以前,採用制度的解釋通常不容易囊括它的個別性,因此而隔斷了制度基礎與政治人之間的關聯,使得對歷史現象的解釋欠缺豐富性和生動性。

歷史結構的底部與上部
對歷史現象的解釋我相信沒有固定不變的最優模式而全看對象本身。一般來說,涉及長時段的社會現象制度的解釋可能更有效,而短時段的社會現象只採用制度的解釋則有所不逮。處理長時段發生的歷史現象,由於歲月的沖刷,紛繁複雜的歷史細節和血肉早已丟失,或者轉化為乾巴巴的資料,歷史學家難以恢復現象本身的豐富性,這時候專注於解釋根源性和基礎性的命題,反而是有利的。就如上文提及的那本《西方世界的興起》,諾斯和湯瑪斯要探索的是西方世界持續經濟增長的基本原因,於是把眼光投向這個世界開始出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歲月和它之前的社會基礎—由十世紀到十八世紀。答案眾所周知,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制度。新制度學派這個解釋路數,我覺得應用到諸如解釋文革這樣短時段的當代史社會現象是有局限性的。在我看來,韓少功可能對解釋長時段歷史現象和短時段歷史現象的差異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對其中一方的解釋路數過於偏愛,就會無視對方而視之為荒謬。我從《革命後記》得知,韓少功深深佩服法國年鑑學派的泰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他的大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e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特別對我的胃口」。他讚賞布羅代爾「關注歷史結構的底部,與很多同行不一樣,總是把放大鏡對準民眾史、基層史、生活史,比如從人口、疾病、地理、物種、飲食、住宅、技術講起,從基因和細胞的層面解讀資本主義的生命。」韓少功的看法當然完全是恰當的,我亦深有同感。可以認為,《革命後記》的寫作方式從布羅代爾那兒吸取了有益的靈感,使得《革命後記》與布氏的大著一樣,讀來引人入勝。可是無論我們怎樣對這位史學巨擘表示敬意,都不要忽略布氏處理的歷史對象與文革之間的差異。前者有三個世紀的跨度,距今天也已經遠去三個世紀;而文革前後只有十年,距今亦不過三十多年。關注歷史結構的底部對任何一個認真面對歷史的人都是必備的史學教養,但因此而排斥或無視歷史結構的上部,是不是也是一種偏見呢?如果歷史結構真的可以分為底部和上部,那我們更應該關注底部還是關注上部,我覺得那是由關注者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命題決定的,它們本身倒並無彼此和優劣。站在歷史的視角,文革並未塵封,無論是底部還是上部,關於它們的材料鮮活猶在,即使湮滅不見天日,遊魂亦當不遠。大有條件將它的底部和上部合成,使得文革的圖像更加立體化,不知韓少功以為然否?
我非常愉快地讀完《革命後記》,這並不是因為它的話題,而是因為它是一本好讀、益智、嚴肅認真面對難以講述的當代史這一頁而又有學術分量的書。有學術分量又好讀,這太不容易了。好讀和學術本來可以並行不悖,如今卻被人為設置了分隔的藩籬。學術如果不做足功夫,擺出學術的架勢,端足「學術相」,則恐被認為不學無術。這種成見給學者構成了壓力,使他們不願寫也不敢寫有學術又好讀的書。而好讀則因為被淺俗讀物佔領了陣地,使它作為一個標準降低了在嚴肅閱讀圈中的分量。於是我們更常見的讀物狀況是,有學術者不好讀,好讀者無學術。見得真是太多了,雖然很有學問,但將歷史寫得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厭,真見解被層層堆積乾巴巴而無趣的學術壓在了講述的底部,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將其見解發掘出來。閱讀如同挖古墳古墓般費力,真是何苦來哉。韓少功的這本《革命後記》,大破大立,以身試法而無所畏懼,實屬難能可貴。
(作者是中國評論家、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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