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社會運動 (路德維)

  近月烏克蘭政局不穩,俄羅斯軍「進佔」克里米亞半島。聖彼得堡基羅夫歌劇院總監格傑夫跟俄國總統普京稔熟,以格氏為首的一眾俄國音樂家於三月聯署公開信支持俄國政府,惹起西方媒體爭議。之前不久,俄國頒布被西方視為反同性戀的法例,同性戀權益支持者則在格傑夫的倫敦音樂會上抗議,格傑夫當然沒甚理會。今年二月,委內瑞拉鋼琴家蒙泰羅(Gabriela Montero)則公然挑戰分屬同胞的指揮杜達美(Gustavo Dudamel),指祖國政權獨裁,而由他領導、近年大紅大紫的西蒙.玻利亞交響樂團及其連帶、影響力極大的音樂教育社會系統(El Sistema)受的卻是獨裁政府的資助,所以杜達美一定要有所表示云云。最諷刺的是,杜達美跟樂團及音教系統國際知名,原因是其對委國社會的正面影響:音教系統提供機會給貧窮街童學習並演奏音樂,以免他們惹事生非(至少官方故事是如是說)。杜達美則回答得體,表示不支持暴力和流血衝突。格氏和杜氏這兩位指揮皆屬「建制派」,他們如此回應並不出奇。

  相反,歷史上亦有不少音樂家參與甚至推廣社會運動。現屬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於佛朗哥將軍統治的年代屢受迫害,流亡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便於每場音樂會結尾拉奏加泰羅尼亞民歌《鳥之歌》(El Cant del Ocells)以示抗議。一九八九年,東德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樂長馬素亞(Kurt Masur),連同一位牧師、一名卡巴萊歌手和三名東德共產黨官員,於電台發表聲明,指出政府有需要改革開放,從而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為人所津津樂道。去年辭世、極直率的德國指揮阿爾布雷希特(Gerd Albrecht)卻當不了英雄。他十年前擔任皇家丹麥電台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一職,並在一場音樂會演奏前公開發表反對西方國家向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言論,「雇主」丹麥電台立即命他為失儀道歉,他很快便就範了。他於九十年代擔任捷克愛樂樂團首任外籍首席指揮時,已掀起軒然大波:他指樂團與當地傳媒對身為德國人的他種族歧視,好像他個人要為德國的歷史罪行負責任似的;最後總統哈維爾雖介入,他仍跟樂團鬧翻。

  為何格傑夫和杜達美雖被人衝擊,卻仍名聲不損,卡薩爾斯和馬素亞都是歷史英雄,而阿爾布雷希特卻只是個匹夫呢?年輕的杜達美巧妙地避開問題,令人感覺到他「左右做人難」,反而認為衝擊他的蒙泰羅是「上綱上線」。俄國政府「收服」克里米亞,用的是「文化一體」的理由;格傑夫作為現今俄國的文化鉅子之一,開宗明義支持俄國政府,是自然而然:除非西方下決心杯葛而不聽俄羅斯音樂,否則格傑夫一定有他的市場。卡薩爾斯和馬素亞,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否發自內心,最重要是他們有的是本錢:卡薩爾斯跟西班牙皇室稔熟,並且是西班牙最頂尖的國際級音樂家;佛朗哥將軍及支持者本欲置他於死地,但他先走一步,逃亡去了,軍政府拿他沒辦法。馬素亞呢?音樂在德國社會異常重要,而萊比錫在東德政局發展中角色則舉足輕重。當然馬氏可以完全不理會政治發展,但順應民意發表意見,又怎會沒有影響力?他其後甚至聰明地指出,只是嘗試去實現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精神而已。至於阿爾布雷希特,發言沒有贏得社會大眾的共鳴,聽他言論的只是少數「文化中產」:於二十一世紀,一位荷李活明星或者一位世界知名足球員發言,影響力應遠遠超過古典音樂家。況且阿氏不是一位具標誌性、擲地有聲的音樂家。但政見是人類思想、感情、認知和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真心直率的阿爾布雷希特十分值得尊重。

  二十一世紀,也許最值得音樂家搞的社會運動是「文化抗爭」:若有一群音樂家號召年輕人以及一般百姓每天多留些時間奏樂、賞樂、欣賞人類文化的豐盛與美好,從而抗議消費主義及其附帶延伸的人類貪婪,那麼世界會是可等美妙!但如何能保證,帶頭的音樂家沒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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